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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杀时，希望你先给我打一个电话。”

陈旭对刘康（化名）说出这句话时，压根想不到半年后，刘康就拿到了美国大学的offer。

作为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陈旭在15年的执业生涯中，接触、诊疗了无数孩子，但刘康给她的印象格外深刻。那长达3年的治疗过程，让陈旭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时而飞上病情好转的云端，时而跌落情绪黯淡的谷底。他们携手走过了不知何时才能消歇的雨幕，今天终于看到了雨后的彩虹。

问题男孩

陈旭接诊刘康时，刘康已经上高一了，在北京一所中学的国际部就读。

之前，刘康在初中阶段已经出现了问题。因为父亲在外地有工作，所以他在那里接受过一段时间治疗。

上了高中，繁重的学业压力，让刘康的精神问题愈加严重，情绪在兴奋与低落之间不断切换。药，要么擅自停用，要么过量服用。他曾有几次自杀的企图，最危险的一次，已经站在楼边了，幸亏被及时发现，给拽了回来。

第一次接触就让陈旭发现，想走进刘康的内心，并不容易。

“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孩子，经常出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喜欢读书，阅历丰富。”陈旭说，“坐在他面前，他可能认为你不如他有知识，还不如他对某个事情认识更深刻。因此，他不屑与你沟通。对医生、心理治疗师，他只是被动地配合医生，说一些很表浅的症状。”

“由于最开始他是以抑郁发作就诊的，被诊断为抑郁症，也一直坚持服用抗抑郁药物，在他出现自杀想法后，我们觉得他抑郁加重了，也对抗抑郁药物剂量进行了调整。”陈旭说，“在药物调整后的一个月，他很兴奋，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都强，要上藤校（即常春藤盟校，指美国8所顶尖私立大学组成的联盟），变得特别急躁，谁说话也听不进去。虽然每天给自己制定很多计划，但是又虎头蛇尾，一个都做不完。这是典型的躁狂表现。”

这时，刘康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经过多次了解和沟通，陈旭发现刘康之前学习很好，与追求完美的人格特征有很大关系。“上高中后，虽然能力不差，但无法100%掌握课程内容，发现自己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自己心目中的好学生。到高一下学期就常感到疲惫，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100%投入学习。”她说。

对此，陈旭提出了60分原则。

离家出走

“此时对刘康的治疗，首先以稳定情绪为主。”陈旭说，“在情绪逐渐趋于稳定的基础上，我和他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自杀想法，逐渐发现他的问题和自己过度追求完美但又达不到初中时候的学习水平有关，基于此，我们为他制定了‘60分原则’，不是说考试考60分，而是从100分的要求降到60分的要求，达到平时60%的水平就够了。”

刘康对此的反应是：“做不到！”在他心目中，只要努力就要达到100%的成功。让这辆时速100公里的汽车大降速，实在很痛苦。

陈旭明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特征，是一个巨大且痛苦的挑战。对孩子如此，对医生也是如此。虽然一直这么要求，也尝试了很多方法，让他除了关注自我评价以外，也充分关注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但直到最近半年，刘康才能逐渐做到。在之前两年半时间里，他还是全力以赴在学业上。一旦面临考试，更会熬通宵复习，这也导致他的情绪时有波动。

高一勉强读完后，随着课业任务的加重，刘康又一次出现“认为自己无法胜任、没有未来、人生没有意义、奋斗没有目标”的情况，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比上学习好的人，再次出现自杀想法，且离家出走了。后来是家人报警，才把他找回来。鉴于病情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在候床期间，刘康再次企图在家跳楼。为了安全，刘康的家人再次带他去爸爸工作的城市住院。

这次住院，效果和副作用同样明显。为了稳定情绪，给刘康使用的药物剂量偏大，出院后情绪相对稳定了，但是他感觉自己反应较慢，注意力无法集中。高二的课实在跟不上，被迫休学。结果这又加重了刘康的升学压力。

“我想找陈医生。”一天，刘康对母亲说。

“他认为我和他之前遇到的医生不同的地方是，我更愿意考虑他的感受，也更愿意关注他的学业。”陈旭和刘康的链接就此续上了，陈旭也了解到了刘康此时的困境。

电话号码

刘康对未来很担忧。

“国际高中对学生平时成绩要求非常高，各科都要拿到A或A+才能申请到好的高校。”陈旭说，“由于生病、住院、休学，刘康有一个学期各科平时成绩都很差，最差是D或E。”这导致他面临三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