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佑安医院黄牛代挂号电话票贩子号贩子网上预约挂号,住院检查加快,拒绝“躺平”:一所二本院校贫困生与他们摸爬式努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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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中部的一个小山村,十来户人家环山而居,形成一个“V”字。在“V”字右边的尖上,是王梅的家,顺着这条路到“V”字的底下,是她姥姥的家。姥姥做好午饭会到路口朝着她家喊:“饭好啦!”
王梅是“95后”。分家时,爷爷给了她家一间土房、一袋麦子、一袋绿豆,锅碗瓢盆什么都没有。父亲把麦子和绿豆卖了,买回了锅碗瓢盆。2016年,村镇实施精准扶贫,王梅家的土房变成了新房。
她和弟弟妹妹都很争气,考上了二本院校,办了助学贷款。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父母承包了一百多亩地,靠天吃饭,收成最好的一年收入2万元,遇上病虫害,勉强收回成本。后来,父亲离开了家,到内蒙古打工。母亲也去了兰州,做卫生间保洁,每月2300元,一拿到工资,她就分头往三个孩子的卡里打钱,自己一分不留。
王梅是绥化学院2019届毕业生,她的故事被记录在近期出版的《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里,作者是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退休教师张爱玲(笔名:艾苓)。她采访了超过200名绥化学院师生,写下从2000届到2020届这二十一年间毕业的56个贫困生的故事。
这些贫困生主要是“80后”“90后”,他们的成长轨迹,正是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缩影。“教育能给贫困家庭带来希望,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希望。”日前,艾苓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道。
《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真故”图书供图
“我的任务是考大学”
绥化学院地处黑龙江省绥化市,于1953年建校,最初命名为绥化师范学校,1978年更名为绥化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实现“专升本”升格为绥化学院。
艾苓是绥化师范专科学校1987届历史系毕业生,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 2005年她回到母校教写作。从教十七年,她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
2017年起,艾苓追踪采访贫困生的人生轨迹。在她的书中,二本院校贫困生连同他们身后的家的模样变得渐渐清晰。
他们有人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想出去打工赚钱,被村主任拦下强行“押送”去读大学。有人考上了市县里的重点高中但付不起学费,只能放弃,留在当地上学,因为学校承诺减免三年学费。他们把学习当作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能帮自己找回自尊心的出路。
绥化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届专科毕业生戴军是“80后”,他家有三个兄弟,父亲是铁路职工,因为肝病病退,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哥哥成家独立。自从母亲病倒以后,弟弟和父亲把家里地里的活接了过来。
“我的任务是考大学。”2001年,戴军第一次参加高考,但成绩不理想,复读第三年,他考上了绥化学院。不料,父母因病相继去世。靠着勤工俭学、做家教、给学生卖生活用品、推销外语资料等积攒下来的钱,他完成了大学学业。
石景是“95后”。在他的记忆里,奶奶去世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买不起”。湖北的夏天天气炎热,他想吃雪糕,奶奶会说,“买不起。”但他生病要打针吃药,上学要交各种费用,奶奶却从来不说这三个字。
读大学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父亲陪他去报到,只买到了一张硬座的票。那趟火车全程34小时53分钟,他跟父亲轮流坐。到了绥化以后,父亲看他进了校门,转身回车站赶车,接着一路再坐硬座回去。
这些便是艾苓接触到的“苦孩子”。上个世纪80年代她读书那会,学校里还没有“贫困生”这个概念,“因为大家都不太容易,只是有的人更不容易”。艾苓的丈夫也是绥化学院的毕业生,两人是大学同学,而她丈夫则属于“更不容易”那一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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