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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中，曾经记录过一个古滇国：它地处中国西南一隅，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虽然在《史记》中，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但长久以来史料缺乏，除了1956年出土的滇王金印之外，考古实证的资料也不多，因此“古滇国”一直很神秘。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人提供

2019年，考古人员在晋宁河泊所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封泥，表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2022年9月底，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了河泊所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这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近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河泊所遗址发掘负责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

半个世纪之后再发掘

河泊所遗址又出新发现

河泊所遗址从发现到最新一次发掘，隔着整整半个世纪。

蒋志龙告诉记者，1958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同心圆纹红陶盘，彼时，在滇池盆地并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在墓葬中也没有发现此类的同心圆盘，因此考古学家认为，这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

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高校合作进行了滇池盆地史前聚落考古调查（期限为2年，后延期1年），在滇池的东南、南岸和西岸发现了70多个滇文化和汉文化的遗址。2014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石寨山大遗址的考古工作。

“我们之前墓地的考古工作进行得比较多，但是石寨山大遗址的考古工作主要就是找聚落，找古代村落，是通过大范围的调查，大规模的勘探，结合局部的考古发掘来进行工作的。”蒋志龙表示，河泊所的重要成果基本上就是在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开始后发现的，“在河泊所的第一个大突破是在2016年-2017年发现的，在西王庙这个地方发现了汉代的村落以及滇时期的村落，还有商周时期的村落，时间跨度很大。”

2018年，在对河泊所村东的编号为台地3的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瓮棺和柱坑类遗迹以及其他遗迹现象。2019年初，在对于在台地3西边的一处汉代废弃的河道的一个灰坑中，考古人员对清理的土样进行水洗，发现了包括“滇国相印”在内的几枚封泥，“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不仅再次证实了古滇国的真实存在，而且弥补了汉中央政府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对古滇国进行有效行政管辖记载的缺失。

大量封泥接连出土

填补了史书的巨大空白

对于“滇国相印”的发现，蒋志龙印象很深刻：“当时队员告诉我说，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的封泥，我直觉这是一个填补历史空白的巨大发现。”

滇国相印

封泥，是一种官印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检的凭证，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当时的公文都是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其中有一些公文属于“涉密文件”，写好之后装在一个盒子里，用线套好，用一团泥在关键部位敷好，送信者在封泥上盖上自己的印。此类邮件在阅读完之后一般都会被烧掉，在焚烧的过程中，木简被烧掉了，封泥反而被烧硬，保存了下来。

“司马迁的记载中没有提到过滇相的问题，但是从汉代建制来说，滇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管理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蒋志龙看来，小小的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其重要价值不亚于“滇王金印”，它是汉中央政府对古滇国及其周边地区有效行政、国家治权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见证。

“滇国相印”已经是很重大的发现了，蒋志龙没有想到，在2021年-2022年的考古发掘中，此类的封泥竟然发现了500多枚。

“在针对河泊所遗址的最新发掘中，我们发现了500多枚封泥，除了益州太守的封泥外，还有益州郡所辖县的长官封泥。比如说‘滇池长印’。在汉代，大县置令，小县置长，说明当时滇池是益州郡下辖的一个小县，同时也可以说明滇池在汉代就有专人来进行管理。在公元前109年以后，就像是中原地区一样，纳入了中央王朝郡县制的管理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