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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史航被指性骚扰事件持续引发关注。多位女性在网上指史航涉嫌性骚扰，史航本人也曾两度回应。澎湃新闻注意到，受此影响，多家文化出版公司宣布与史航终止合作关系。

其中一位指控史航的女性小北（化名）告诉澎湃新闻，她们目的是希望史航道歉，对于后续是否会借助法律来维权，她们正在考虑。

5月5日，澎湃新闻专访了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及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张荆律师，梳理“史航被指性骚扰事件”背后的法律问题。

史航的回应

焦点一：如何定义性骚扰

澎湃新闻注意到，多位女性指控编剧史航曾对自己实施言语和肢体上的性骚扰，比如，史航曾在微信聊天记录中说过，“忍不住不征求你意见就闻你头发，所以送走你。”什么行为会构成性骚扰？性骚扰应如何界定？

吕孝权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民法典》第一千零一条对“性骚扰”的行为方式有明确定义：“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此外，2023年1月1日，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护法》开始实施，其中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都作出了与性骚扰相关的规定。

吕孝权介绍，今年3月8日妇女节，人社部、国家卫健委、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规定：本制度所称的性骚扰是指，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

综上，吕孝权认为，界定性骚扰，从法律层面上说，至少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第一违背受害人意愿；第二行为与性内容（性暗示/性要求）有关；第三应当以受害人主观意愿作为判断标准。

“这三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吕孝权称。

史航放出的聊天记录

焦点二：如何分辨“性骚扰”与“调情”

针对多名女性的指控，5月2日，史航在其个人微博中回应称，“不存在性骚扰”。他的理由为，“我和几个当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包括有过稳定关系的前任。我从不回避自己是俗人，但从不希望将自己与相识女性间有过的‘风流交谈’和‘门内的情调’暴露在公域之下。”

史航的回应在网友中引起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属于情侣之间两性关系的情趣。另有声音认为，这些对话是在双方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发生，不论是否处于亲密关系，应被视为性骚扰。

对此，吕孝权认为，亲密关系中的“调情”与“性骚扰”肯定是有区别的。“双方如果已经建立起了亲密关系，此时男方对女方开涉性方面的玩笑，是否构成性骚扰，取决于女方的态度。如果女方感觉被冒犯，表示出抗拒，甚至明确指出来了，男方依然如故，自然构成对女方的性骚扰。”吕孝权说。

律师张荆表示，调情一般存在于具有某种亲密关系的男女之间，实施一方获得了对方明示或默示的允许。而性骚扰是不经过对方同意，甚至对方在用行为或语言明示或默示（比如回避话题，所答非所问）拒绝的情况下，一方不顾对方的感受而执意为之。性骚扰会令对方感觉到尴尬、难受或羞耻，觉得被冒犯，这与调情有本质的区别。

“区分的标准就是，双方是否建立了亲密关系，一方是否获得了对方的允许。“张荆称。

受害者小默的发声 以上图片均来自微博截图

焦点三：法律维权有哪些难点

吕孝权认为，在职场性骚扰案件中，观念往往成为办案的难点。特别是在熟人作案（尤其是在有或曾有亲密关系的两人之间）时，办案人员很容易先入为主，认为双方自愿的可能性较大，存在观念上的认识误区，事实上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可能只是熟人关系，而不存在恋爱等亲密关系；职场潜规则，性勒索或者性交易，尚未归入严格意义上的强奸犯罪；具体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容易根据“被害人未作明确意思表示的情形”推定被害人半推半就或者默示同意，进而不作违法犯罪处理。

吕孝权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性骚扰受害者法律维权存在“五难”，即：报案难（公安机关立案系统中没有独立性骚扰案由，只能立强制猥亵案件，作治安或刑事追究，该证明标准明显比民事侵权的标准高）、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赔偿难（即使胜诉了，民事赔偿方面，受害人获得的也只是补偿性的赔偿而非惩罚性的赔偿，无论是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还是对施害者的威慑，都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