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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回顾五年来的检察工作，这是一场“化转隶为转机”的检察实践。2018年2月底，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44151名检察干警全部按时完成转隶。同年3月，最高检新一届院党组开始履新。

　　面对“两反”转隶、人员减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将向何处？五年来，全国20余万检察干警以实际行动作答：既切实承担起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又因应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创新能动履职，在“天下兴亡，我有责任”的担当中深化落实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历史实践中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自我加压，充分释放法治红利

　　再回首，岁月悠悠。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了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全面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在这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其自身的划时代意义，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

　　2018年10月，刑事诉讼法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国家立法上正式确立。

　　随着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发生重大变化，检察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主导责任。

　　责任意味着担当。检察机关如何落实好这一主导责任？

　　“这不仅需要检察官在法庭上有较强的指控证明犯罪能力，也增加了诉前有效做好证明犯罪和认罪认罚工作的更重职责，更要求检察官提升整体司法能力，通过办案促进公正高效司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告诉记者，落实好这一主导责任，检察机关必须自我加压，力求突破，更实担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更重责任。

　　如何自我加压，力求突破？

　　据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之初，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并不多，很多地区的适用率仅为20%左右。这样的适用率显然无法正常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治红利”。

　　2019年8月，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上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要提高至70%左右。

　　为何定为70%？最高检党组明确回答：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结构和司法实践而提出的合理目标要求。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80%以上，且呈上升趋势，这类案件绝大多数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对这部分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是制度设计初衷之一，也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总体趋势。

　　如今，在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下，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占比达85%以上。

　　当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时，与此成正比的，是检察干警工作量的大幅度增加。

　　“苏州市检察院专门作过一个评估，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后，检察官的工作量大幅度上升，办理普通案件至少增加40%工作量，办理复杂疑难案件增加一倍甚至数倍的工作量。”江苏省苏州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杨诗文告诉记者。

　　为什么会增加如此多的工作量？苗生明告诉记者，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承载了大部分实质性的诉讼工作，大部分案件制度适用在检察机关，最为关键的量刑具结在检察环节，法官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因此，工作量不可能不增加。

　　以往，检察官只要做好阅卷、提讯等基础工作，把案件诉出去就认为基本完成任务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以书面审查案卷材料为主，除法律要求提讯犯罪嫌疑人外，几乎没有调查核实证据、自行补充侦查的工作。

　　如今，检察官既要主动开展认罪认罚教育，促进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悔罪服法；还要主动与律师沟通，听取意见，积极开展量刑沟通协商；要针对犯罪具体情形审慎考量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还要积极做好被害人工作，让被害人能认同、可接受。

　　“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检察官深入细致的释法说理，对事实和法律的认识也更加深入，这对于构建良性的司法环境大有裨益。”杨诗文说，这也激励他们，再苦再累都要把好制度落实到位、做到极致。

　　记者了解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和稳定适用以来，被告人上诉率、刑事案件申诉率逐年大幅下降，当事人刑事和解率逐年上升。

　　两组数据，一降一升，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