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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检察官走访轻纺城市场的商户。

“市场里一直在播放检察院拍的版权宣传片，微信上也能看到检察官普法。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我们懂了不少。”裴女士是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下称轻纺城）一家窗帘店的经营户。此前因为几个小小的花样图案，她被要求支付巨额赔偿，而且像她这样被索赔的经营户不在少数。

柯桥区检察院历时近两年，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一体化履职，通过数字检察监督平台办结了一批涉花样图案著作权诈骗案。

“现在不用再担心被人恶意起诉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心做生意了。”近日，裴女士向前来回访的检察官说道。

轻纺商户莫名遭遇索赔

行走在轻纺城，布料、窗帘、花边等各类纺织产品上有着形色各异的花样。有人就打起了花样版权的“歪主意”。

2021年初，柯桥区检察院干警在走访当地律师事务所时了解到，轻纺城里存在花样图案著作权职业化维权现象。一些人以商户侵犯花样图案著作权为由进行索赔，索赔不成就提起诉讼，最终被告经营户败诉或被迫接受调解，损失巨大。

柯桥区集聚着3.2万余家纺织商户，被称为“国际纺都”，不少商户都有过类似遭遇。该线索引起了检察官的重视，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类型化的虚假诉讼，甚至可能存在幕后推手。为此，检察官在轻纺城向近百名被索赔的经营户逐一核实情况。

谷女士在轻纺城做了近30年的窗帘布生意。据她介绍，近两年她已经多次被告上法庭。早在2017年，谷女士就收到过一封律师函，称她卖的一件6米长窗帘布的花型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要求她立即停止挂样销售，并赔偿2万元。“这种满大街的花样，凭什么就被人包版了？”谷女士觉得非常委屈，因为所售花样是市场上公开流行的。然而原告出示了作品登记证书，被法院认定为该花样的著作权人。后经调解，谷女士赔偿原告1.3万元。之后，谷女士又因为出售其他几个花样的商品赔偿了共计8万元。“再这么下去，让我们怎么做生意？”

“我们几个商户发现，确实有一批人经常在市场上寻找已登记花样版权的类似产品，进行小批量购买后，再起诉我们，要求每一个花样赔偿1万元到2万元。”检察官走访调查发现，像谷女士这样被告上法庭的经营户有近千家。他们因长期陷入花样著作权侵权纠纷苦不堪言，不仅输了官司赔了钱，还被禁止销售侵权花样，损失巨大。而除了打官司的经营户外，还有大量商户考虑到诉讼精力的损耗及可能败诉的后果，选择直接赔偿私了，每个侵权花样赔偿金额在5000元至3万元不等。

“这种花样在市场上卖了好几年，怎么谁注册就成了谁的？”一段时间，轻纺城内人心惶惶，商户们甚至不敢开张做生意，这样的维权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市场的健康发展。

这种高价索赔是否合理？究竟谁是真正的版权人？

数字监督分析模型发现异常

调查中，商户们反映的信息比较感性、零散且碎片化，无法还原事件始末。为快速、精准地找到真相，检察官们想到了数字赋能。

于是，绍兴市、柯桥区两级检察院联动建立了数字监督分析模型，运用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对辖区法院近10年约16万份裁判文书进行大数据筛查，发现了三处异常：在相关的2916个案件中，有1300多个案件的原告均委托了绍兴市外的两位律师；而在373件判决书中，两名取证人员陈某、王某出现了348次；涉案花样图案作品登记证书中的登记机关多数不在浙江，但维权者却都在浙江。

在检索数据的过程中，检察官们还实地走访了当地窗帘布艺协会、印染行业协会等，了解花样版权恶意维权问题。随后，检察官又通过纺织品花样“AI智审系统”对诉讼维权的花样图案进行比对，发现部分花样图案早已在市场流通，不具有作品的独创性。而且这些维权者持有的版权大多是仿制、抄袭后在异地获取的作品登记证书，也不具备原创性。但由于没有证据，被告商户打起官司后大多败诉。而有些商户在历经几次败诉后，也效仿这种模式，走上了“维权”道路。

“被起诉后，我也想着去包版花样来保护自己。”在经历败诉赔偿2万元后，商户张先生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杭州的一家版权代理公司。公司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帮他抢注市场上的花样图案，一旦发现其他经营户在售卖，工作人员就可以去取证，再将售卖方告上法庭，获得相应的赔偿。“我被告怕了，也不想要赔偿款，就想包版销售。”就这样，为了抢占先机，张先生授权这家版权代理公司进行花样版权申请登记、维权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