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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明显增加，对中国经济运行、物价稳定、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了较大干扰。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力和掌控力较弱，国内市场在供应、贸易、价格、规则、海运等层面仍受制于国际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面临不少风险挑战。应高度重视国际大宗商品领域安全供应能力建设，综合施策提高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掌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让国际循环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大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掌控力存在短板

目前，中国粗钢、精炼铜、电解铝以及精铅等的消费已占据全球比重的50%以上，也是原油、铁矿石、铜矿、镍矿、大豆、棕榈油等大宗商品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但由于历史、金融、供给结构等因素，中国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和掌控力较弱，国内市场在供应、贸易、价格、规则等层面全方位受制于国际市场。

（一）主要大宗商品供给垄断，中国参与国际资源生产能力待提高

全球铜、铁矿、原油、大豆等资源分布不平衡，如全球四大巨头铁矿石出口占全球的67%；前四大农产品巨头企业控制了全球80%的粮食交易量。这些国家通过控制大宗商品的生产，形成了对消费国尤其是进口大国的战略优势和“钳制力”。相对于欧美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全球布局仍显薄弱，市场份额偏小；国有企业参加期货等金融市场也少，现有机制下一些领域还难以涉足。

（二）大宗商品定价规则普遍由西方掌控，中国定价权不够

由于历史原因，欧美发达国家及国际巨头企业掌握着大宗商品交易规则制定主导权。如，天然气现货市场主要是通过伦敦洲际交易所TTF指数、普氏JKM指数进行定价，长协主要通过挂靠国际油价定价，原油参照布伦特期货、WTI期货及普氏价格指数定价，煤炭参照阿格斯、普氏价格指数定价；有色金属贸易主要参照伦敦金属交易所定价，农产品贸易主要参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定价。而中国由于期货发展较晚，且人民币在全球大宗商品实际交易额中的占比较小，因此在很多大宗商品品种方面定价权不够。

（三）海运保障能力与中国大宗商品进口大国的地位需要进一步匹配

全球商品贸易市场中近90%的货物通过海运运输，并由西方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如，目前负责矿石运输的干散货船基本被日本海运公司掌控，其它国家矿石出口的运输基础设施都是依照日本公司的航运标准建造的，这使得中国企业面对的约束条件更多，在进口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国际金融资本对大宗商品市场主导性增强，中国的市场影响力有不足

近年来，国际金融资本如世界资本投资者、美国先锋集团、贝莱德基金、巴西 Valepar公司，国际大型投行如摩根大通、汇丰、花旗，通过相互持股与生产紧密结合，对全球大宗商品供应和价格形成发挥着极大的主导权，导致需求大国、进口大国在商品获取权、定价权的份量减弱。而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重视不够、介入范围窄、额度增长慢、影响力较小，在对规则认识、市场博弈能力以及产金融合发展等方面都被国际资本拉开了差距，甚至成为被围猎的对象。

二、大宗商品市场掌控能力短板的风险隐患

2020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供需形势转换越来越频繁，价格波动越来越剧烈，大宗商品市场掌控力不足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大宗商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会对中国经济、物价、民生产生严重破坏，甚至对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一）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资源、能源进口量大，进口价格大幅波动会对产业链形成冲击，压缩企业利润，影响中国工业经济运行。高度不稳定、不确定的市场还会直接影响社会投资。不稳定的市场对企业订单的正常流程会产生明显扰动，在市场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投资意愿也会明显下降。

（二）提高居民生活成本

大宗商品价格通过产业链传导到各个环节，其中一些居民消费品上涨容易下跌难，如棉花价格上涨推升纺织企业成本和衣服制品价格，最终提高消费品价格水平，增加居民生活成本。生活成本的提高最终会形成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进而增加企业的人工成本，最终推升物价总水平，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三）加剧金融业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