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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落下帷幕，民主党、共和党分别控制参、众两院，共和党大获全胜的局面并未出现。比结果更“精彩”的是选举过程：由于邮寄选票和提前投票大大增加了计票难度和选情波折，加之两党在动员选民时均诉诸极端化策略，一场原本以“改选”为关键词的政治常规程序异化为光怪陆离的政客演义和自我否决的政治闹剧。

“民主投票”遭遇群体失语

NBC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者中66%的人认为此次中期选举意义非凡，且64%的人表达了相当高涨的投票热情，该情势甚至超过了2018年特朗普作为热点争议人物时所激发的民众参与意向（58%）。然而，投票热忱并不能与良性政治生态画等号。恰恰相反，政党和社会双重极化下的中期选举成为部分极端分子的狂欢舞台。有调查显示，约100名意欲参选者因发表极端观点、与极端分子有染、宣扬阴谋论而被标记为“问题候选人”，其中至少24名候选人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极端分子及其理念的钦佩。选民对这类候选人的追捧表明，反映美国政治光谱主流认知的“奥弗顿之窗”正在不断“破框”，人们对极端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麻木程度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看似轰轰烈烈的选举，某种程度上是在用筛选包装社会分歧、散布假新闻、党派间相互诋毁等方式，阻塞了普通选民获取真实信息和表达民意的自由通道。再加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既是传统政治动员的“加速器”，开创了全新的公共话语场域；还充当了使另类政治、极端言论、虚假之辞在民众中完成精准投放和个性化共享的“过滤器”。这最终导致“温和的大多数”要么受到舆论洪流的裹挟，卷入政客布下的选战棋盘中；要么成为仅凭特定议题决定选票去向的“单一议题投票者”；要么为宣泄对执政者的不满转而投给并不看好的在野党候选人；要么怀着“不少我这一票”的心理彻底放弃参与。本质上讲，他们大多因滥用、不用或错用话语权而陷入失语。

全民议题成了“精英对决”

中期选举不仅涉及国会控制权调整，决定着拜登未来两年的施政空间和执政力度，更是选民就通货膨胀、堕胎、控枪、非法移民等重大关切亮明立场的过程。因此两党均不遗余力精心设计议题组合、制造对抗、煽动民意，并配合上演花式闹剧。从议题选择看，堕胎权是民主党用来大做文章攻击对手的有力“卖点”，选举造势期间播出至少68000个相关电视广告，同时在北卡罗来纳州、新墨西哥州、明尼苏达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针对共和党候选人定向投放广告，斥资约3100万美元。而共和党则牢牢抓住民众对拜登没能有效提振美国经济的失望情绪，就通货膨胀问题不惜下了血本。据不完全统计，共和党今年在此类电视广告上花费超过4060万美元，播放量超过12.7万次；还在脸书嵌入广告上投入了160多万美元，显示量至少9700万次。所谓“谁能为问题提供更佳解决方案”的治理能力考察，早已沦为“烧钱游戏”。

“精英对决”在非法移民问题上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得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试图通过把无证移民“精准投递”至民主党政要家门口的方式，抨击拜登的边境安全政策，巩固共和党选票，全然置移民人权和选民呼声于不顾。换言之，一方面堕胎、通胀等民生大事已在金钱政治和利益集团操控中彻底“筹码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政党政治正从“纲领型”向“侍从型”退化。共和、民主两党从角力点到议程设定均屈从于两重目标：一是精英利益，二是民众选票。利益交换与权宜之计逐步抑制了两党共同塑造议程、凝聚共识的基本能力，致使美国陷入“后民主时代”法治薄弱、经济绩效走低、制度危机频仍的泥潭中。

“文明选举”充斥政治暴力

在美式民主语境下，成功的民主治理之道即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此次中期选举却堪称暴力与偏见并存，不仅对部分身处其中者构成了严峻的人身威胁，更是将“真政权，假人权”的美式选举现实昭然于世。据国会警察局记录，近年来针对国会议员的威胁显著增加，2021年经手查办直接或间接的恐吓案件约9600起，日均事件量超过26起。仅11月8日，亚利桑那州竞争最激烈的县的选举工作人员便不得不直面100多起暴力威胁和恐吓信。中期选举步入拉锯期后，多个政府网站屡遭攻击，竞选候选人、民选官员、投票站工作人员、政治党团、政党代表以及与计票有关的私营公司都在极端主义团体诉诸政治暴力的“攻击半径”内，女性和有色人种官员风险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