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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祖国西北边陲，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卡拉麦里。天刚蒙蒙亮，微风拂面，远山在晨曦中泛着金边。

高级工程师张赫凡蹲在一道沙梁后，把望远镜的焦距拧紧了一格。镜头里，头颈粗壮、个头高大的普氏野马带着家族在戈壁滩上怡然自得。头马走在左侧，四匹土黄色母马行在中间，两匹小马驹跟在母马后侧，马蹄起落处，扬起细碎沙尘。

2026年6月，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在戈壁上怡然自得，啃草觅食。野外种群稳定繁衍。 移志向 摄

“看，今年新添的。”

张赫凡嘴角微微上扬，黝黑的面庞露出了笑容。这是她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工作的第31年。作为我国普氏野马的核心家园，31年里她跑遍了这片1.47万平方公里保护区的角角落落，拍了数百张照片、上千段视频，每一匹圈养野马都编号建档，记录下它们的习性和族谱。

放下望远镜，她轻声说了句：“回来了就好。”

“活化石”归来的40年路

“回来了”三个字，分量远比外人想的要沉重得多。

普氏野马——地球上唯一现存野生马种，拥有6000万年进化史的“活化石”。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70年代普氏野马在我国野外绝迹。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返乡”计划，从国外引种，在新疆繁育中心开展人工繁育。1988年3月8日，繁育中心迎来第一匹本土降生的小马驹“准噶尔一号”；2001年8月28日，27匹野马冲出围栏，第一次真正回归自然。

从圈养到半散放，再到野外放归——这条路，走了四十多年。

截至2025年底，卡拉麦里的普氏野马种群接近400匹，形成数十个稳定家族，繁殖成活率世界领先，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普氏野马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到今年6月，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1000匹。

数字背后，是观念的深层变化。

保护区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李基才，皮肤被紫外线刻成戈壁的颜色。他告诉记者：野马产驹多在深夜或凌晨，母马会自己找安静角落。“这不是胆小，是6000万年进化写进基因的本能——给幼崽一个安全的出生环境。”

2026年6月，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实时管护荒漠生态。 宋良壁 摄

繁育中心恪守一条铁律：非必要不干预。工作人员按血缘和健康状况组群——一般一匹公马配4到5匹母马；日常投喂早晚各一次苜蓿，再扔几根松枝进去，那是野马磨牙的“天然磨牙棒”；但“不干预”绝非“不管”——小马驹出生后的观察与监测从不缺席：看进食、看步态、建DNA健康档案；必要时人得出手，饲养员得当几天“妈”。

而让野马真正“回来”，光有繁育不够。它需要一个完整、自在的家。

从“机器轰鸣”到“相机静默”——见证一场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

卡拉麦里所在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面积4.87万平方公里，为我国第二大沙漠，更是全国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流动沙地仅占约0.82%。它本就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短命植物在春夏之交燃尽几十天的绚烂，齿肋赤藓“假死”遇水迅速返绿，生物土壤结皮像“沙漠皮肤”黏住沙粒。

但人类曾不懂怎样与这个系统相处。

近十年前，保护区内还密布着284口采油井。2018年底，最后一口完成永久封堵拆除，曾被拆除的油井底座，不少被改造成野生动物饮水槽。与油井一同退出的，是一整套“开发优先”的旧逻辑。284口油井的退出，算的不只是简单的经济账，而是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担当：在这片土地，有些东西不可替代。

今天的卡拉麦里，保护区指挥中心跳动着一块大屏——“天地空”一体化监测平台：500多台红外相机散落荒漠充当“千里眼”，20多处重载云台实时对接信息平台，卫星跟踪项圈记录野马迁徙轨迹，4套垂直起降无人值守无人机组网巡天。指着屏幕，工作人员李国龙说：“水源地旁边那台最忙。”他每三个月巡一轮红外相机换电池、取卡——去的就是那儿。

保护区还在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修了20多处人工水源地，加天然水源共超65处“生命驿站”，每年6至8月定期补水；G260国道、阿富准铁路横穿，便修了50余处生态廊道——新疆首座上跨式动物迁徙通道就在这里，桥面铺60多厘米厚天然砂砾，表面留着清晰的动物足迹。

从“机器轰鸣”到“相机静默”，从传统巡护到智慧互联——这片沙海学会了另一种活法。

65公里防线与“沙进人退”的翻篇

让卡拉麦里的野马奔腾成为可能的，还有沙漠南缘那条沉默的绿色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