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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破局与重塑”的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双循环”具有怎样的新逻辑？

当前，中国经济正站在“十五五”规划开篇布局与全球格局深度重塑的交汇点。向内看，超长期特别国债与“以旧换新”政策有效撬动内需，但消费动能变化、消费结构分化等现象值得关注；向外看，中国企业从“卖全球”迈向“立全球”的浪潮已不可逆，但仍需面对品牌溢价不足、本土化能力建设与地缘规则适应等课题。

在这个“破局与重塑”的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内外“双循环”具有怎样的新逻辑？上周，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场学者沙龙上，几位年轻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以旧换新”的分化与演进：效率、公平与未来转型

2023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7.2%，低于全球均值53.8%；储蓄率则达到43.4%。在此背景下，如何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改善消费结构，成为政策设计的重要着力点。与此同时，家电、汽车、家具等耐用品消费增速放缓，2023年家电行业增速为3.5%，也使得耐用品更新成为促消费政策的重要切口。

因此自2024年起，我国政府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推进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成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财政工具之一。

三年来，我国“以旧换新”政策如何演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助理教授罗弥指出，2024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投入1500亿元，补贴范围覆盖8类家电，二级能效补贴15%、一级能效补贴20%，上限为2000元。2025年，资金规模翻倍至3000亿元，家电扩至12类，并首次纳入手机等3C产品，补贴比例为15%，上限为500元。2026年，资金规模调整为2500亿元，另设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专项资金，家电补贴范围缩至6类且仅补一级能效，3C产品则新增智能眼镜。截至2026年5月初，政策已惠及超8600万人次，带动近6300亿元销售额。

“虽然政策本身没有体现出倾向性，但不同平台在政策响应上存在一定差异，从结果上看，自营模式与更适配地方社零统计规则的平台更占优势。”罗弥表示。

线下渠道同样出现分化。苏宁易购、红星美凯龙等头部零售商凭借资金实力获得较多红利；中小经销商却因垫资压力大、返还不及时、线下流程繁琐而被边缘化。品牌端也出现“马太效应”，高端品牌补贴后价格接近中端品牌，消费者倾向“向上选择”。

从消费者端看，2025年，我国共有3.6亿人次申领国补，带动2.6万亿元销售额。其中，手机占比高达70%，家电占54%；价格分布上，2001-6000元的中高价位合计占比超80%。这意味着，国补拉动的并非单纯低价消费，而是带动了中高价位商品的更新需求。

不过，政策覆盖的均衡性仍有优化空间。罗弥指出，农村及低收入群体在参与过程中，可能面临旧家电无法核验、线下网点不足、数字鸿沟等问题，参与度相对较低。政策红利在人群、区域、渠道之间的分布，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随着政策持续推进，耐用品消费的需求也在被提前释放。中国银行研究院推算显示，2025年全年家电品类的财政乘数已从高位降至1.55，而通讯器材类的乘数仍约为家电的两倍。罗弥认为，下一步，服务消费扩围或成为新的方向。2025年下半年，中央首次提出“培养服务消费为新经济增长点”。相较耐用品消费，服务消费复购性强、透支效应弱，劳动报酬占比也更高，服务业约为52%，制造业约为36%，更有利于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结构优化。

在罗弥看来，当前“以旧换新”政策仍需处理好几组关系：短期刺激与长期内生增长动力的衔接，政策退出机制的平滑设计，覆盖面与公平性的进一步优化，渠道结构的协调发展，以及用户体验的持续改善。

“未来政策重心正从‘撬动消费’转向‘重塑消费结构’，从耐用品向服务消费、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迈进。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短期刺激与长期转型，将决定中国财政消费政策的下一个十年走向。”罗弥说。

从“卖全球”到“立全球”：出海进入深水区

如果说“以旧换新”观察的是中国经济向内释放消费潜力，那么品牌出海则对应着中国企业向外重塑竞争方式。

“不出海，就出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副教授王锐指出，这已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2025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家群体中日益强烈的共识。基于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三十年的追踪数据，她认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正在经历从“卖全球”到“立全球”的战略跃迁。这不仅是路径升级，也是认知与能力的重构。

中国企业出海并非一蹴而就。1978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封闭萌芽期，“走出去”战略提出后的初步探索期，入世后的红利爆发期，以及此后的战略扩张期和2019年之后的韧性融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