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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大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协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

大会主题为“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五个平行分论坛议题为“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和经验启示”“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数智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机遇与挑战”“青年与世界中国学的未来”。

澎湃新闻刊发此前与部分即将参加此次大会学者所作的访谈节录。这些学者既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也与“中国学”密切相关。这些访谈片段里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学的理解、阐释和成果。以下内容探讨了中西美学秩序与理性秩序的碰撞。

郝大维与安乐哲合著的《孔子哲学思微》一书试图从新的视角理解并比较中西方的思维特点，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对中西方秩序观念的概括与研究。该书将西方的秩序概念概括为“理性（逻辑）秩序”，将中国的秩序概念概括为“美学秩序”，由此展开了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人格论、政治观与天道观等方面的对比。不可否认，将中西方的哲学思想均化约为一种概念的做法对中西方哲学各自的丰富性有所忽略。但作为一本进行比较哲学研究的著作，该书的创作目的本就不是使读者详尽地了解中、西哲学，以孔子哲学为中介开展一番对中西思维的反思才是该书最重要的目的。

秩序（order）原意是指安排或者看待事物的顺序、条理。中西方秩序概念的差异其实就是中西方安排与看待事物的观点的差异，这个差异反映出的深层内涵是中西方世界观的差异。中西方对世界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对世界上的事物应该如何安排、事物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也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系统化，就形成了双方在秩序概念上的差异。两位作者在书中总结，西方通常认为秩序就是一种先时存在的相关事物的形式，也就是“理性的”或者“逻辑的”。中国则通常认为秩序是美学的。“逻辑的秩序往往是通过外部强加或者所谓上帝意志的原则、超越的自然律、某社会的实际法律，或者必然存在于人类意识中的某类范畴等来实现的，而美学的秩序则来自某特定的方面、因素或者事件的所在环境，并且为这种环境所决定。”（第8页）理性秩序带有封闭性，抵触变动，更偏向一种对事物本质的规定；而美学秩序则是开放的，认可变化，是对事件过程的描述。这两种秩序的区分从中西文明的开端处就已经出现，理性与逻辑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始终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古汉语中，我们甚至找不到“rational”与“logic”的确切对应词。此后，这两种秩序概念随着两种文明的发展一起发展，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最终导致了中西方的思维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在揭示出中西方秩序观念的区别之后，两位作者又随即提醒读者，比较者应该注意到两种秩序的不同，但不应对二者进行高下的区分，否则势必会带来两种文明孰优孰劣的争辩，而这种争辩并不利于我们看到另一种文明的长处，也就无从谈起为中西两种文化提供相互补充的机会。可以看出，两位作者辨析中西文化之别的目的是求得中西文化之会通，而不是在二者间分个彼此高下。

书中指出，理性秩序与美学秩序对中西思维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双方各自的思维方式上。西方文明最终的追求，就是清晰地思维。尤其是哲学与科学都力图达到一种清晰性，但科学比哲学对于清晰思维的执着性要少，科学家讲的“清晰”总是和特定的情境有关，总是只意味着“现在足够清晰”或者“在这种情境下足够清晰”，因此科学实验总需要一个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而哲学家则对于清晰性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对事物追根究底，对本质和原则反复追问，力图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自己的思考都不会带有一丝不确定因素。亚里士多德的“自我反思”，笛卡儿的“怀疑到无可怀疑”，康德的“为知识划清界限”，都是如此。中国追求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浑沌”。《庄子》中就记载了“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故事。这个故事试图告诉人们，将一个不变的原则应用到浑沌身上，最终导致的一定会是个悲剧。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试图总结出一套可以应对所有情况的原则是不可能的，不那么清晰的浑沌才是我们应对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合理方式。但浑沌并不是没有秩序，浑沌本身就是一种秩序，是一种美学的秩序。浑沌就是承认万事万物的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放弃对于一个不变的本质与原则的寻找，正如五味调和才能带来可口的菜肴，只要最终可以达到一种和谐，那么万事万物不必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