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号贩子跑腿代挂号（18910288832）微信需要挂号联系客服（18910288832）各大医院服务项目！专家挂号，办理住院加快．检查加快，产科建档，指名医生挂号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各大医院代挂号

“观展之后才知道左联如此之重大！”“中国青年‘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7月15日，上海鲁迅纪念馆。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与00后大学生组成的寻访团走进上月开幕的“时代强音——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文物史料展”时，观众留言墙上，一行行字句写满参观者跨越时空的共鸣。

展柜中，一本本泛黄的革命文学期刊静静陈列，其中以星辰命名的《北斗》尤为醒目。1932年1月，在由丁玲主编的《北斗》刊物（第二卷第一期）上，东北籍青年作家李辉英的小说《最后一课》问世，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

刊登《最后一课》的《北斗》杂志第二卷第一期。

我非武人，但报国不容袖手

“《最后一课》或许存在一些稚嫩之处。但作为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中共四大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顾良辉揭开了《最后一课》的创作始末。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闻讯后，远在上海的21岁吉林学生李辉英满怀家国之痛和不共戴天之仇，挥笔写下《最后一课》。文末落款显示，文章于当年秋天——“日军进占吉林后十三日写毕于吴淞”。

起初，李辉英给这篇不到9000字的小说取名为《某城记事》。发表前，时任《北斗》主编的丁玲将标题改定为《最后一课》。

《北斗》杂志1931年9月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机关刊物。大量揭露底层苦难、呼吁民族觉醒的作品在此集结，更是培育文学新人的沃土。

中共四大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顾良辉。

“丁玲显然是受到半个多世纪前、都德的同名作品启发，两篇小说都蕴含着民族危亡时刻的抗争精神。”顾良辉说。

李辉英的小说《最后一课》描述的是女学生因撕掉日军司令部张贴的布告而被捕，校长走进拘留所，为他们讲授抗日救亡的 “最后一课”。

“几天来因为日本兵占据全城，抢劫，奸淫，焚烧常常把这些坏消息在日本兵严密监视下传入我们的耳朵内，为的避去日本兵的侮辱，人们都躲在家内，街上再也找不出昔日的热闹情形了。”刚一开篇，作者就用笔墨勾勒出东北沦陷区在日寇阴霾下的场景。

“孩子们 ,你们这样小就做了亡国奴,多么可怜！”“你们看，日文课添上了，日文先生不是教过你们了么？”“你们仅只受到短时的中国教育呀。你们到底爱护中国不？”这些痛彻心扉的发问，与都德笔下小弗郎士所说“难道就再也不能说法语了吗”一样，道尽了文化失守的焦虑。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坦克肆意开进上海租界，暨南大学被迫停课，教授郑振铎提笔写下散文《最后一课》。“最后一课”的悲壮，10年后在苦难的中国再次回响。

“个人身为东北人，对于东北的沦陷，不能熟视无睹。”李辉英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一书中自述：“我非武人，但因报国不容袖手，于是联想到纵然不能真刀真枪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目前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有必要。”

从“抗战文学”到“文学抗战”

带着“亡国亡省的痛心”，李辉英1933年春加入“左联”，有组织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用笔尖书写时代的抗争。同年，他根据“万宝山事件”创作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出版，成为第一篇抗日长篇小说。

一个讲台、一块黑板、几张长条凳……走进位于上海多伦路的左联会址纪念馆展厅，仿佛回到了95年前的场景：1930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左联在此成立，将分散的进步作家凝聚成“以笔为刃” 的力量。

顾良辉介绍说，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由党直接领导的文学组织。潘汉年、冯雪峰等按照党的指示，联络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成立“左联”。它的成立不仅凝聚了进步作家的力量，更在艰难时局中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众多作家在其影响下投身于时代的书写，身为文坛旗帜的鲁迅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