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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拍摄现场。

英军战俘后人与林阿根（前排老者）、中国渔民后代见面。

“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复原图。

以上图片均为方励提供

最早听说“里斯本丸”号，是在2014年。一次出海时，我偶然听说这艘沉船一直未被精准定位。我出身地球物理专业，多年从事海洋探测类工作，出于一种挑战的心态，我想要找到这艘船。

随着船只定位过程不断深入，我更加了解这段历史。1942年9月底，押送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从中国香港出发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该船行驶3天后，在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沉船时刻，英军战俘跳海逃生遭遇日军扫射屠杀，东极渔民冒死营救。历时25小时，“里斯本丸”号最终沉没。

时光飞逝，沉睡的“里斯本丸”号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被人淡忘。在定位接近尾声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脚下的海域中，800多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生命就像一个个被尘封的秘密——我想将他们挖出来，听听历史的回响。这，是我拍摄纪录片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初衷。

“打捞”沉船——

一段关于历史、生命、人性的记录

首先，我将这部电影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录。“里斯本丸”号沉没前，上千名青年战俘究竟遭遇了什么？为弄清他们的遭遇，我们在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刊登寻人启事，最终找到380多位亲历者的后代，收集了上万张历史照片，并面对面采访了130多人，包括3位当时已近百岁的事件亲历者——皇家苏格兰军团二等兵丹尼斯·莫利、米德尔塞克斯军团二等兵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曾参与救援的中国渔民林阿根。

见到3位老人时，经年累月的磨砺加之不甚良好的身体状况，令回忆与讲述困难重重。他们是否还记得、还愿意想起当年的情况？我特意拿来当时船只的声呐图，和他们聊起船上的情况，渐渐打开那些尘封的记忆。

船只被击中后，日军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船舱底部，用木条和帆布钉死舱门。一时间，绝望的情绪蔓延。不甘被困，英军战俘展开自救，破舱跳海逃生。

然而，他们跳出船舱后迎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日军的疯狂扫射。危急关头，上百名中国渔民划着渔船奋力相救，带来生命的希望——“当时，如果中国人不来，我们就会全部丧生在日军的机枪扫射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莫利双手微微颤抖，眼神中流露出深深的后怕。他对我说，那些中国渔民可能不知道，他们实际救的人比他们以为的还要多很多。这段讲述也令他的女儿丹尼斯·维尼倍感震撼：“中国渔民是英雄，如果不是他们赶来救援，我父亲就不会活下来，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枪林弹雨中，中国渔民先后出动小船46艘65次，救起384名英军战俘。在乡亲们的带领下，当时17岁的林阿根划着小舢板从早上8点救到中午，一共救起了8名战俘。

“我当时正朝着岛的方向游，看到岸边有很多岩石，还想着怎么爬上去，下一秒就看到一艘小船。”提到中国渔民的慷慨相助，班尼菲尔德的眼中仍然闪烁着热泪，“我感谢中国渔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即便日军可能因此摧毁整个村庄。”

遗憾的是，电影还未公映，3位亲历者相继离世。幸运的是，在历史的最后窗口期，抢救性采访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公之于众。

在拍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这部电影也是一份生命的记录。这些遇难者是谁？他们的家人是否了解他们的遭遇？事件发生后，他们的家庭经历了什么？伴随采访不断深入，这些故事带给我最深刻的触动。

在英国寻访的第一个星期，许多故事令人心碎。有的遇难者没有骸骨或骨灰；有的遇难者没有墓碑，只有祖父母墓碑底部刻着的一行字，猜测他“可能被淹死了”；有人一直珍藏着遇难亲人的来信，在信中，时年22岁的哥哥嘱咐当时还不满5岁的弟弟，长大后照顾好家人……

我还记得第一批受访者罗恩·布鲁克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查尔斯时，罗恩只有5岁。直到父亲遇难很久后，家人才收到他被俘期间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这让全家人以为他还活着。1945年，家人正式收到查尔斯的死亡通知书，最后一丝希望被彻底打破。近80年过去了，讲起这段往事，罗恩依然泪流不止。他一直保留着这封信，其中写道：“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团聚，我把所有的爱都寄给你，你和孩子们一定要保持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