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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是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一大早，位于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游客服务中心，就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该服务中心今年5月1日正式开门迎客，用全息投影和声光电技术打造了沉浸式剧目《克孜尔的呼唤》，将参观的游客立刻带入古龟兹的丝路画卷中。

克孜尔石窟第171窟，为中心柱窟。资料图

与此同时，距此1500多公里的敦煌莫高窟，这样具有仪式感的参观模式也在进行。在景区入口处的数字展示中心，游客通过球幕电影《千年莫高》、穹幕电影《梦幻佛宫》及《数字洞窟》展厅，得以窥见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龟兹与敦煌，见证了佛教艺术东传与中国化的完整历程，都是体现中华多元一体文明的绚丽瑰宝。龟兹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其石窟开创了东亚石窟艺术的先河；而敦煌则在吸收多元文化养分后，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宏大艺术系统。千百年来，作为世界级重要文化遗产，它们吸引无数目光的探寻。

正如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所言，克孜尔石窟艺术是敦煌石窟艺术的来源之一，敦煌石窟艺术是克孜尔石窟艺术的延续与发展，一东一西，交相辉映。

历史溯源：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龟兹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占据不可替代的地理与文化位置，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

龟兹地区，是指今天以天山南麓中部、塔里木盆地北缘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为中心的一片地域，其地处古丝绸之路北道要冲，是古代西域重要的绿洲城邦之一。约在公元2世纪时，佛教传入龟兹，公元3至4世纪达到鼎盛，开窟建寺活动空前，其中克孜尔石窟作为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表现了从公元3至9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是新疆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克孜尔石窟比敦煌莫高窟早开凿约一个世纪，现存洞窟349个，壁画近1万平方米。北京大学教授宿白说：“龟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在西域各城邦中，龟兹是最早派僧人来中原传播佛教的。出生在龟兹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于公元401年（后秦弘始三年）来到长安，率弟子、僧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主译佛教经典《法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35部，第一次系统且准确地向中原地区介绍了佛教大乘空宗理论，使佛教文化思想在中原地区得以广泛传播，为六朝时期佛学的兴盛和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开启了先河。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古代由中原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陆上干道。敦煌的历史可上溯至汉武帝时期设立敦煌郡时。敦煌石窟主要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因其位置、内容、艺术风格相近，统称为敦煌石窟群。其中，莫高窟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遗存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敦煌石窟群的代表之作。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此后历经北朝、隋唐、五代至宋等朝代的持续营建，形成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高地。莫高窟拥有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和雕塑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平方米、各类彩色塑像2415尊。敦煌莫高窟艺术融汇了多民族艺术，形成了脉络清晰、自成特色的敦煌佛教艺术体系，是我国对世界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副所长苗利辉在《丝路脉动——从龟兹到敦煌》讲座中提到，古代龟兹和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它们得益于丝路的丰富养分，丰富了中华文明。在凉州石窟及敦煌的早期石窟艺术中，无论是洞窟形制、壁画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明显受到龟兹石窟艺术的影响。沧海桑田，多元荟萃的龟兹石窟艺术在延续了五六百年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新疆东境的敦煌石窟艺术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一枯一荣间，石窟艺术在龟兹与敦煌的互动传播中得到了更加辉煌的发展。

艺术宝库：文明交融的视觉盛宴

龟兹与敦煌的石窟艺术作为佛教艺术的杰出代表，在建筑形制、壁画风格与雕塑技法上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各具鲜明特色。这两大艺术体系，清晰展现了佛教艺术从西域传入中原过程中逐渐本土化的轨迹及不同文明元素在这些遗存中的和谐共存、璀璨生辉。

克孜尔石窟178窟的菱形格构图，使观者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