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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琴娥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后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右侧为她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人物简介：

石琴娥，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专家。200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2010年获得“丹麦国旗勋章”。著有《北欧文学史》等，译著有《埃达》《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等。2025年，在安徒生诞辰220周年、逝世150周年以及中丹建交75周年之际，《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全新再版。

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今年全新出版。

1998年，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借调工作的石琴娥退休了，返回中国。行李箱里的私人物品很简单，唯独一沓格子纸被里三层外三层地裹起来——那是她翻译了6年还未完成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接下来的5年，这沓纸越来越厚，直到写满了1000多页，石琴娥总算“完成任务”。后来，凭借《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她先后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大奖”和丹麦女王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不久前，这部全集再版，她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读，细细讲述自己眼中的安徒生。

初夏的北京，天气不算太热，石琴娥在《环球人物》记者的提问下，再一次陷入回忆，讲起了安徒生。她已年近90岁了，说起话来像是在讲述童话，时而欢快、时而沉静。“安徒生喜欢旅行，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旅游。他的夙愿没有实现，可他的童话却穿越千山万水，来到他生前向往的文明古国。”

天真烂漫，合于童心

为什么安徒生能成为许多中国儿童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作家？石琴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要从五四运动说起。

在封建社会，儿童的文学需求长期被忽视。用周作人的话说，儿童要么被当作“缩小的成人”，被迫灌输一些“圣经贤传”；要么被看作“完全的小人”，“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五四”前后，伴随着“人”的发现和解放，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开始在中国萌芽。“文化先锋们将目光投向全世界，注意到了为孩子写故事的安徒生，便将其引介到中国。”石琴娥说。

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安徒生热”。鲁迅与弟弟周作人都偏爱安徒生，尤其是周作人，自称“中国的安党”。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详细介绍安徒生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指出安徒生童话“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刊登了他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引起很大反响。

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

当时，有的中国译者一时难以摆脱旧式伦理的窠臼，删改安徒生童话中有违社会道德标准的情节，周作人还写文批判。在他看来，“野蛮的思想”正是安徒生童话的一大特色——有的故事“事颇荒恶”，却“天真曼烂（烂漫），合于童心”。郑振铎评价，周作人“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地认识”，经由他的推介和阐释，“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地有人译了”。

我国第一部白话文的《安徒生童话集》单行本发表于1924年，由著名教育家、作家赵景深翻译。1925年，恰逢安徒生逝世50周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连续推出两期“安徒生号”专刊，梳理了71篇译作和15篇研究论文，成为安徒生童话中国传播史上第一篇全面综合的史料综述。

“五四运动之后，安徒生童话就成了中国儿童文学长期遵守的艺术典范。”石琴娥说。

石琴娥的童年，也有安徒生的陪伴。“20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小孩子能读的书很少，儿童文学读物就更少。”她至今还记得，最触动自己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最后，小女孩蹲在墙根边死去，这悲惨的场景，让她想起上海街头的景象——有好几次，她在上学路上看到草席盖着的逝者。“有的是乞丐，有的是孩童，就那样在饥寒交迫中失去生命，甚至没有家人将他们安葬。”

在石琴娥看来，安徒生的很多童话作品带有现实主义色彩和悲剧性。“对于社会的假、丑、恶，安徒生进行无情地鞭挞；对于饱经磨难的穷苦人，安徒生又满含同情。我想，这是他能赢得一代代中国读者的重要原因。”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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