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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3月27日，中国和法国发布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声明重申，加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坚定承诺，维护多边主义，坚定支持《巴黎协定》及其温控目标，即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

十年前，《巴黎协定》签署，被誉为“全球合作”的典范。十年中，磋商与博弈一刻不曾停。回望过去，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怎样的努力？立足当下，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呈现怎样态势？展望未来，1.5℃的控温目标能否实现？

成效如何？

《巴黎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又一座重要里程碑，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建立了通过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明确了全球长期温控目标，并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机制安排实现了最广泛的国家参与。

“《巴黎协定》确立了2020年后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安排，重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平衡反映了各方关切，是一份全面、均衡、有力度的协定。”这是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后，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感受。

《巴黎协定》的十年见证了各缔约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

《巴黎协定》明确了全球长期温控目标，即相比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并努力实现1.5℃。各缔约方纷纷设置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比如，中国在2015年6月就向联合国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2020年，中国提出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即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外，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从2015年的328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6420亿美元。

《巴黎协定》的十年见证了各缔约方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的合作。《巴黎协定》的签署被英国《金融时报》评论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合作”，它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最广泛的参与，这并不多见。此后的进程虽障碍重重，各缔约方还是取得了许多亮眼的成果：在埃及，COP27决定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提供财政援助，COP28开幕首日就对各方关注的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一致；在阿联酋，COP28完成了首次《巴黎协定》全球盘点，肯定了当前各国所做出的努力，将全球从温升4℃的轨迹拉回到了温升2.1℃至2.8℃的路径，同时，各国代表就制定“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达成一致，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在阿塞拜疆，COP29达成了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成果，特别是形成了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气候融资安排，完成了《巴黎协定》第六条机制运行细则……

挑战如何？

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负责人西蒙·斯蒂尔所感叹的，人类社会正处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深刻断裂的时刻”：战争和贸易争端削弱了国际合作，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让气候变化议题在世界领导人会议中的优先级大幅下降。

《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报告将各国减排承诺与全球实际排放进行比较，发现自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以来，尽管全球在减排、采取行动适应极端气候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到2030年，全球仍面临203亿吨至23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执行缺口。简言之，目前的各国减排承诺和努力还远远不足以应对气候危机，世界需要更有雄心的解决方案和实际行动。

资金缺口巨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责任更大的主要排放国需率先快速减排，且富裕国家应向资源匮乏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正如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指出的，回顾30多年的全球气候多边谈判历程，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之间的博弈。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前每年向较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但这一承诺直到2022年才得以首次实现。法新社援引专家的话称，1000亿美元远远达不到发展中国家对可再生能源和适应措施的需求。

而且，随着气候变化的幅度加剧，气候适应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不久前，联合国召集的专家小组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2.4万亿美元才能满足气候和发展需求，目前的投资额远远不及。

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对《巴黎协定》的执行造成了干扰。其中最突出的是乌克兰危机引发欧洲能源政策的回调，欧洲大量减少进口相对廉价、干净的俄罗斯天然气，德国等国重启煤电，碳排放量激增。

此外，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欧盟委员会推迟发布原定于今年一季度末公布的2040年气候减排目标等也给全球气候治理增加了不确定性。

前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