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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暖阳，如同轻纱般洒落在晋南的黄土地上。远远望去，襄汾县陶寺乡一片层层叠叠的农田里，一座规模空前的城郭遗址若隐若现。

这里是陶寺遗址。它与浙江良渚、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一起，并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处都邑性遗址。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陶寺遗址为延伸中华文明史提供了重要实证。

它的存在表明，早在4300年前，华夏大地上已孕育出繁盛而且较为成熟的早期文明形态。从气势恢宏的土木工程技术到观天授时的“国家工程”，从神秘未解的朱书文字到井然有序的礼制体系，陶寺犹如一处尘封的时光印记，映照着中华文明起源的时空版图。

开时间和空间之混沌

天光朦胧，在观象台的一根根夯土柱间投下暗影重重。当清晨第一缕阳光越过远处的崇山，几位早已等候多时的陶寺先民站在特定的观测点，观察日出、记录位置、加以标记，迎接一个时节的到来。

在陶寺遗址博物馆，现代科技模仿复原出陶寺先民观天测象的一幕。

位于遗址东南部的“古观象台”被发掘时，只剩下13块呈半圆形排列的夯土基址遗迹。它们“墙不像墙，路不是路”，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时任考古领队何努的注意。经过两年多的反复求证、模拟观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专家和中国科学院天文学家初步证实，陶寺遗址“古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特定的观测点和三层夯土台基三部分组成，总面积1740平方米。

“通过夯土柱间12道缝隙观测日出方位、捕捉星辰轨迹，陶寺先民可精准划分20个节令，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何努说，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表明当时的陶寺君王已经能够制定历法、安排农耕、颁行天下。

陶寺遗址原址处复原重构的“古观象台”，陶寺先民据此精准划分20个节令，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高江涛供图）

晋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尧都平阳、禹都安邑和叔虞封唐等古史传说的发生地。已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陶寺遗址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尧都平阳”。而古观象台的发现，也使《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说法得到了印证。

出于狩猎、采摘和农作的生存需要，远古人类很重视对太阳的观测。天文观测设施在古代建筑和城市遗存中比较普遍，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神庙、故宫的太和殿等都有类似设计。“陶寺古观象台并非随意建造，而是建立在精心的选址和朝向测量基础之上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黎耕说，这正是陶寺先民“逐日而居”的写照。

人们在原址处复建了这个迄今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经常有天南海北的天文爱好者寻访至此，搭起帐篷、观察拍摄，沉浸式体验先民们追光逐影的创举，感受经天纬地的文明初象。

如果说，陶寺遗址观象台说明先民们在那时已经有了“大时间”的概念。那么，陶寺中期王墓中“沙漏”的出土，则说明先民们也已经有了“小时间”的概念。

考古人员进行复原实验后发现，形似沙漏的陶寺文物与我们今天的一天24小时计时相差很小。这一发现补全了陶寺的计时体系，形成了一套年、月、日、时的完整计时系统。

在陶寺，还初步形成了流传后世的度量空间、长度的标准。

陶寺大墓中出土了黑、绿、红三色相间的“圭尺”，出土时已有残损，考古专家和天文学者推测其全长应在1.7至1.8米之间。在夏至、春分和秋分，日影长度会显示在圭尺上不同的颜色条带。对陶寺圭尺的考古研究表明，当时的陶寺先民已经有了“地中”观念，认为自己所在就是天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之“中”始自陶寺，这正是“何以中国”的关键实证。

“精准管理时空并服务于王权与社会，是陶寺作为早期国家科技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华文明经天纬地的肇端。”何努说，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地中观念”，亦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

考古还发现，陶寺社会已使用“肘尺”的测量方法，三肘的长度加起来约等于今天的0.75米。学者们推断，流传后世的“寸”可能与“肘尺”存有渊源关系。

如果盘古开天辟地只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在陶寺遗址，我们则看到了先民划时间、定长度、劈空间的具体操作。

农耕文明的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