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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挥间，我踏入北京大学已有70个年头，在北京大学执教65年。

回想起1955年初到北大报到时，校园道路两旁摆放着迎新的桌子，每张桌前都立着醒目的大标语牌：“欢迎你，未来的物理学家！”“欢迎你，未来的经济学家！”“欢迎你，未来的哲学家！”学校对每一位学子都寄予了深切期望。

高考填志愿时，我一心渴望找到一门能兼容文理的学科。在专业介绍中，我发现哲学“既涵盖人文科学，又包含自然科学”，这不正是我理想中的知识架构吗？后来，我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彼时正值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的哲学力量齐聚燕园的时期。

北大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完全满足了我的愿望。我们系统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深入探寻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还学习自然科学课程。比如，每周三晚上都会举办自然科学前沿讲座，物理学家黄昆、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等都曾前来分享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大学二年级时，学校还专门开设了高等数学必修课。

求学期间，师生关系非常亲密。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跟随老师学习知识，课后与老师的交流接触也很多。比如与教马列主义的冯定先生、教中国哲学的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我们交往都较多。有些课程甚至在老师家中进行。我们曾前往住在中关园的朱谦之先生家中，聆听他讲解日本哲学与宗教；也曾到燕园梁启雄先生家中上课，研读荀子思想。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后来，我对自己的教学要求，便是要像冯友兰先生那样，能做到深入浅出。所谓“浅出”，就是让从未接触过这个领域的人也能基本听懂我所讲授的内容；所谓“深入”，则是让专门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人能从中获得新的启发。我几十年的教学，始终秉持这一要求。

1959年下半年，我有幸参与北大哲学系教材的编纂工作，负责文献搜集。当时图书馆馆藏资料不足，我便四处寻觅，到旧书店淘书。1960年本科毕业后，我留校任教，1961年底又借调至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组，参与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国哲学史》编纂。在那里的两三年里，我有幸结识了石峻先生等中国哲学界大家。1972年，我重返燕园，开始为学生以及各地前来进修的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

上世纪80年代，学界曾掀起一场关于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讨论。这促使我深入思考中西文明的差异。其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对我启发颇深：真正的现代化并非趋同，而是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我们应当大力发扬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优势。

起初，我认为西方文化侧重向外探索客观世界，而中国文化注重向内完善人格境界，一个求物，一个求己。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对中国文化有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总的来说，我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归纳为三点：整体关联、动态平衡、自然合理。

其一，整体关联。世间万物皆相互关联，彼此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转化。事物之间紧密相连，而非割裂孤立。

其二，动态平衡。中国人讲标准，但这个标准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场合、时间的变化动态调整。思考问题时，需看时空的不同，追求动态的平衡。

其三，自然合理。自然即事物的本性，只有符合事物本性的，才是合理的，无需过多推论。若与事物本性、本来面貌相悖，那便是不合理。

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深入研究，让我更加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只有文化强大，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现代社会中，许多人一度对传统文化缺乏足够自信，这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这就要求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文化传统，唯有真正了解，才能重拾文化自信。我们必须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如此才能拥有文化自信，进而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对于传统文化，我主张“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旧法即传统，我们无法否定传统，但要有所取舍，挑选与当下生活相关的内容。看看当下生活缺失什么，就从传统中找寻对应的部分。比如，有人觉得现代生活中诚信缺失，不妨去传统里寻，我国古代恰恰极为重视诚信，“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这些都告诫我们要做诚实守信之人。

传统文化若要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融合，离不开良好社会风气的营造，需要家长、老师、政府官员、社会名人发挥带头作用。正如荀子所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当整个社会都讲诚信，形成这样的氛围，孩子们自然会受到影响。反之，若没有这样的氛围，仅靠家长讲道理，孩子在家听到的和在社会中看到的不一致，便很难相信家长所说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