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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伯慧参与学术讨论。

受访者供图

人物小传

詹伯慧，1931年生，广东潮州人。著名语言学家，曾任暨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曾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广东粤方言概要》等著作。2013年起，组织全国老中青三代百余位方言学者，编纂出版了被誉为“汉语方言学史上一座丰碑”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初见詹伯慧，是在他位于暨南大学校内的家中，清瘦的老人坐在椅子上，神情专注，正对一篇文章提出修改意见。94岁的年纪，他的表达依然清晰明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语言学研究者，詹伯慧对语言学研究的热爱贯穿他的一生。

“方言研究要深入田野调查，不能只是‘坐而论道’”

1931年，詹伯慧出生于广东潮州，自小便接受“双语教育”，与父亲用客家话交流，与母亲用潮州话交流，这让他很早就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詹安泰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精于词学。“因此我也了解了一些语言学的东西。”在詹伯慧的记忆中，自小家中便常有人与父亲探讨学问，自己在一旁听着，也受到熏陶。到了报考大学时，詹伯慧便选择了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

1953年，詹伯慧大学毕业，前往武汉大学任教。1959年，他早期学术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海南岛军话语音概述》发表，揭示了海南岛南端崖城镇中留存于几千居民口中“北方方言岛”的语音面貌。

当时的詹伯慧深入陌生地域，与当地人对话，一边听、一边看对方的口型、发音，并记录下来。碰到不确定的地方，他反复与当地人核对，最终将方言常用的语音、词汇、语法总结形成研究报告。关于海南岛的这份记录引起了诸多语言工作者的重视，对推动相关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3年，詹伯慧调入暨南大学任教。到了广东后，他依然坚持“语言学是口耳之学，必须要到田间地头去”的理念，“方言研究要深入田野调查，不能只是‘坐而论道’。”

詹伯慧的学生、曾任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的甘于恩记得，当时，50多岁的詹伯慧也和学生一起，坐车到乡下去。师生挤在车辆的狭窄空间里，一路颠簸。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詹伯慧还不忘苦中作乐，和学生说着笑着，唱着歌走进乡野田间。

在潜心调查研究中，詹伯慧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广东粤方言概要》等多部作品面世，受到业界好评。如今，他已出版语言学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

“詹老师既能坐得住冷板凳把学问做深，又能在业界形成影响力。他在暨大执教的30多年，也是南方语言学搭建框架、迅速发展的30多年。”甘于恩说。

“编好大型方言辞书，必须下足功夫”

从事方言学研究几十年，詹伯慧目睹汉语方言辞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感到非常欣喜。他认为，应当有一部百科性质的大型方言辞书将这么多年的方言研究成果记录下来。于是，2013年，詹伯慧以82岁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并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方言学词典’与‘方言词典’，一字之差，内容和覆盖面大不一样。”詹伯慧介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百科性质的方言学大词典，编写方案比一般方言词典复杂得多。“例如，词典中要设置许多方言著作的条目，这些条目该写入哪些内容？又比如人物的条目，什么样的人能列入条目？……作为一部汉语方言学方面的专业性大词典，各项规范的运用，包括语言、行文规范，以至标点符号、数目字、年月日的运用等，理应都在编写条例中有所交代。”

詹伯慧介绍，汉语方言发展的历史、各阶段的研究情况、研究成果和主要著作、主要方言学者都是这本大词典的重要内容，方言学的重要组织机构、学术活动、学术刊物等，也都应在这本大词典中有所体现。他组建了一支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结合、上百人的队伍共同承担编写大词典的重任。为了形成统一的编写规范，詹伯慧将条目分为大、中、小条，并详细规定了其内容、比例，指导编写人员遵照应用。

“中国地大物博，语言资源丰富，我们要留住方言，留住历史底蕴。”在詹伯慧眼中，语言是重要的资源，国家对语言工作高度重视并提供政策保障，语言工作者正应趁此机会，将方言调查、保护工作尽力做好。他常对团队成员说，“编好大型方言辞书，必须下足功夫”，鼓励大家将更多精力投入审稿，避免差错。最终，在经历4年严谨的编写、加工、修订后，这部465万字的大词典编纂完成。

“希望有更多人坚守语言学研究事业”

数十年来，詹伯慧不断投入精力，不断完善方言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