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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夏季从空中拍摄的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沙澳湾，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连绵的海上养殖场和海边渔村。沿海湾左到右分布着同心、沙澳、奇达3个渔村。渔村的背后，沿群山的高脊新出现了海岸带上风力发电的“大风车”景观。奇达村是典型的福建沿海渔村，渔民主要从事海洋捕捞业和鲍鱼、海带、龙须菜、牡蛎等水产养殖业。近年来，连江渔业快速发展，连江县已是著名的全国水产大县、“中国鲍鱼之乡”。王茜摄

2024年7月，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公布了慈溪湾山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其中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鱼钩引人注目。鱼钩制作精良，与现代鱼钩相差无几，钩体两侧存在范铸法留下的范缝，表明生活在海边的先民已掌握了便捷的垂钓（包括海钓）技术。图片来源：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2024年3月，辽宁省盘锦市举办盘锦首届渔雁文化节暨第六届二界沟开海节。活动中渔家祭祀、非遗秧歌、舞狮等演出再现当地渔雁文化，渔民也通过这样的形式表达盼望新一年渔业丰收的美好愿望。图为演员进行渔家祭祀表演。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海洋农业遗产涉及捕捞、养殖和滩涂农业

海洋农业遗产可分为三类，一是海洋捕捞遗产，由海洋捕捞作业的装备工具和操作技术，以及在海岸建筑的渔港、渔村、渔市共同组成。古代海洋捕捞活动主要在近海区域，渔船依靠人力划桨前行，所以捕捞作业的范围有限，通常都局限在“晨出暮归”的区域内。第二类是海洋养殖遗产。这类遗产也主要分布在近海区域。古代没有潜海作业的人工氧气装备，不能开展深海养殖，所以其养殖作业主要是在浅海大陆架区域进行人工养殖海生动物和藻类。第三类是滩涂农业遗产。沿海先民把滩涂湿地通过人工围堰筑堤，抬高地面，阻挡潮水，改造成农田果园，这是真正的“沧海桑田”。

海洋农业遗产是碧波万顷中闪耀的文化瑰宝。在当代，海洋农业遗产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海洋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使得海洋农业遗产也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科研新成果尤其是更加环保的养殖技术，也在动态地为海洋农业遗产增加新的内容，推动了“在传承中创新、在保护中发展”的目标实现。

中国的海洋捕捞遗产：

8000年前的沿海考古遗址中，已有渔具出现

海洋农业遗产中有着历史悠久的海洋渔业文化。海洋渔业文化是人类与海洋生态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是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信仰、价值观、艺术审美、传统习俗以及与渔业相关的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

海岸带上丰富的贝类资源，曾是沿海先民的主餐食物。我国滨海地带分布的一些考古遗址，是海洋捕捞留下的“文化印记”。在新石器时期，捕鱼成为一项专业性生产活动，相继发明了各种渔具。考古资料显示：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被称作“中华第一舟”的独木舟和可能用于舟“帆”或渔网的编织物残片；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鱼类骨骼和捕鱼工具，如骨制鱼镖、多件木桨和独木舟模型等。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水网密布，通江达海，距当时的海岸线仅10余公里，证明当时先民已掌握了原始的造船技术并在近海捕鱼。中国渔业史研究表明：古代的海洋捕捞，主要在水深200米以内的“海洋上层”进行；明代发明的“对船拖网”捕捞法，至今仍在沿用，是重要的活态遗产。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沿海地区成立了一批渔业生产队和海洋捕捞公司，造船出海捕捞，快速增加了海产品供给。此后，我国海洋渔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据2000年开展的全国海洋渔船普查显示，海洋捕捞渔船共有24.43万艘。近年，渔业部门严格执行渔业资源保护政策，渔船数量缩减，但捕捞智能化水平则大幅提高。海洋捕捞范围从浅海远达1000米深的远洋。

著名的“渔场”形成了海岸上的特色渔港、渔村、渔市

秦汉后，随着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海洋捕捞逐渐增多，沿海先民认识并利用了许多天然海洋渔场。黄渤海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渔场和北部湾渔场合称四大渔场。“四大渔场”是大自然的恩赐，并不属于海洋农业遗产的范畴，但是，人们认识和利用天然渔场的知识体系、捕捞作业的渔具和技术，以及保护渔场资源的制度安排，则是生动、珍贵的海洋农业遗产内容。《逸周书·大聚解》记载了周朝制订的季节性禁渔制度。此后历代王朝，在周朝的“渔季之禁”基础上，增加了“渔区之禁、渔具之禁”，形成了完善的禁渔制度，体现了古人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深刻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