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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期间，“我为烈士来寻亲”小志愿者为烈士墓碑描红。
李 梅摄

王春婕（右）与同事整理烈士遗物。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供图

孙嘉怿（左）看望志愿军老兵。
谢 好摄

王建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清理杂草。
程 聪摄

引子

2014年至今，我国已迎接10批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每次，当烈士的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陵园时，许多手持国旗、鲜花的群众自发来到街边，列队缅怀英烈。

“接英雄回家是使命，为烈士寻亲是传承。”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社会教育部部长王春婕说，“我和同事们时刻没有忘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与938位烈士一道回家的，还有9500余件烈士遗物。精心整理这些遗物，王春婕和同事会将他们的发现梳理成材料提交有关部门，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鉴定等，确定烈士身份，寻找烈士亲人。

近年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支持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

“搜寻发掘烈士遗骸、进行鉴定保护、为烈士寻亲……教育的是亿万后人，顺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情感，体现的是国家责任。”在国务院新闻办9月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马飞雄表示。

线下寻找

整理遗物线索确定烈士身份，设立寻亲专员开展走访调查

拿起印章，用毛刷轻扫几下，将灰尘去除。摊开一张白纸，蘸印泥，按印章，眼看烈士鲜红的姓名在纸上呈现，王春婕抿紧嘴唇，神情庄重。

“印章是辨识志愿军烈士身份的重要信物。那个年代，许多战士与家人通信，会盖上自己的印章。”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指着烈士纪念馆中大大小小的印章，王春婕说。

每当有烈士遗物入库，王春婕和同事都会逐一测量、拍照、登记、造册，“每件遗物，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一个崇高的鲜活生命。”

步入烈士遗物库房，恒温恒湿条件下，一个个无酸装具整齐排列，装具内是一件件标有001、002等数字编号的烈士遗物，或是一支锈迹斑斑的钢笔，或是一个布满弹孔的水壶……王春婕说，他们要在遗物整理过程中，尽可能发现、识别烈士的身份线索，希望找到烈士姓名，继而为烈士寻找亲人。

寻亲，是一场自发的双向奔赴。王春婕在找，烈士的家人也在寻。

2021年9月2日，年近半百的吴玉成从家乡福建省闽侯县出发，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陵园烈士纪念馆，他从皮夹中抽出一张泛黄的2英寸塑封照片。照片上，少年面容青涩，身姿挺拔，身后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照片背面，写有“兄奎赠，公元1952年5月15日，红星照相馆”的字样，并盖上了个人印章。

“一模一样！这就是照片背面的那枚印章，上面是我伯父吴雄奎的名字。”趴在纪念馆的玻璃橱窗前，仔细比对照片背面和橱窗内的印章字迹后，吴玉成难掩激动。

吴雄奎生前的照片，是他牺牲后经人邮寄到家里的。除此之外，吴玉成一家关于伯父的信息，仅有烈士证上的寥寥数语：1934年出生，志愿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1953年7月，朝鲜，因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2020年9月，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王春婕在整理烈士遗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刻有“吴雄奎”3个字的印章。2021年7月的一天，吴玉成接到村里电话：“吴雄奎烈士可能找到了，需要DNA比对验证。”

很快，吴玉成和父亲一起，到县人民医院抽血。不久后，传来消息：DNA比对成功！

“整理烈士遗物时发现的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给退役军人事务部，以便后续开展DNA比对等工作。”王春婕说，目前已为20位“归国”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找到亲人。

同样找到烈士亲人的，还有生活在北京的毛常尧。2022年元宵节，当时已年近八旬的毛常尧和妻子一道，从北京来到四川巴中市南江烈士陵园，祭奠他的姑姑——红军烈士毛秀刚。毛常尧说，虽然从未见过姑姑，但从小就听她的故事，知道她是为革命而牺牲，“受姑姑影响，我早早便选择参军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