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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7月16日报道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7月13日发表洛伦佐·马尔西利的文章，题为《无法再用财政紧缩和移民问题解释欧洲极右势力的崛起》。文章摘编如下：

法国议会选举的结果让担心欧盟再出现一个极右翼政府的欧洲人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切到此还没结束。

在对极右翼势力崛起感到愤怒之际，有必要首先探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解释一般围绕经济原因展开。比如，欧洲正经历一场债务危机，同时实施弄巧成拙的紧缩政策。许多人会说，预算削减，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难怪选民们要走向极端。

这一说法不太能解释今天的问题。因为，尽管通胀降低了购买力，但欧洲当前的就业率却创下新高。欧洲经济当然不算繁荣，但也没萎缩。而且几乎不存在财政紧缩；相反，为应对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欧洲国家花费了巨额公共开支。

一个新的解释是老百姓不满欧洲环保政策：加征燃油税，减少农业补贴，提高能源成本。

的确，极右翼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在荷兰议会选举中拔得头筹，农民抗议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也带来了能源成本下降的切实好处。

许多分析人士还试图以移民问题解释右翼的崛起。他们认为，选民是在对不断涌入欧洲的移民和同质文化的丧失做出反应。欧洲当然存在种族主义，建立多元文化社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然而，这也同样不能充分解释右翼的崛起。

因为在移民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地方(如伦敦、巴黎或米兰这样的国际化城市)，极右翼政党得票率最低。反而在移民很少见的地方(农村、省城，以及东欧的大多数地方)极右翼政党表现较好。

移民的确在与当地人争夺稀缺的公共资源，然而由于失业率接近创纪录的低点，“移民抢饭碗”的说法已经鲜有听到。相反，面对人口减少，就连右翼政府也在听取业界对增加移民的要求。例如，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最近增发了外国劳工的工作签证。

上述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没切中问题核心。要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话语和看问题的方式。我们所见并非极右翼的崛起，而是民族主义的崛起。

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欧洲此时正遭受相对衰落的打击。正如著名哲学家、欧洲法西斯主义问题分析家汉娜·阿伦特在她著作中指出的，欧洲的帝国投影在国内起到了调和不平等的作用。简而言之，被奴役的法国工人和腐朽的资本家都认同一点：他们是法国人，而非来自殖民地，他们认为自己优于被统治国家的人民。

即使在近代，在殖民主义被认为终结后很久，仍存在一个“第一”与“第三”世界的心理鸿沟，无法逾越。无论多穷，欧洲人都拥有其他地区难以企及的机会、技术和自由。特权意识成为凝聚社会的强大工具。特权带来的物质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财富，能够满足不断增加的福利开支，以此拉拢选民。

但现在，欧洲正日益被边缘化，在全球经济的关键领域处于技术后排。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军事上软弱无力。各个欧洲小国过于骄傲和短视，无法真正团结起来，只好看着自己的全球排名连年下降。这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

民族主义右翼的崛起正是缘于这种衰落和迷失。民族自豪感成为一个避难所，因为在这里可以重建凝聚力、团结和共同的使命感。欧洲当代民族主义不是扩张主义，而是被边缘化的穷途末路者的民族主义。

如果说移民和少数民族是极右翼者的首选攻击目标，那不过是通过排外构建一个共同体的老套路。通过“非移民”“非同性恋”或“非觉醒者”的种种定义，建立某种团结。在追求内部社会凝聚力的过程中，欧洲已经从殖民战争转为文化战争。然而，在庆祝这种后殖民主义公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意识到，民族主义正在全球各地兴起：东有印度，西有巴西和美国。

迷失、恐惧和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密码。这是当代人类的共同现状，民族主义为此提供了错误但有说服力的答案。今天的技术、社会和地缘政治巨变，正在全球掀起一股“本国优先”的热潮。欧洲并非个例，它只是一个面对未知和不确定性未来感到恐惧的世界的一部分。(编译/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