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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张永枚。

抗美援朝战场上，他笔蘸滚滚硝烟，创作了《我的丈夫是英雄》《机枪手》等大量战地歌词、诗作。    他“骑马挎枪走天下”，写下荡气回肠的长诗《西沙之战》和深情隽永的《雪白的哈达》。    他就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的词作者——张永枚。    张永枚近照。穆纪武 摄

木棉花尽凤凰飞，美荔桂圆闹枝头。时过谷雨，岭南花城换上了火红的夏装。

走过阳光热烈的广州街头，我来到张永枚的住处。里层木门早已敞开，透过防盗门，我看到一个挺拔的身影站在客厅中央。进屋后，张永枚热情地张开双臂欢迎我，手虽干枯，但握手的力道很大，令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年届91岁的老人。

张永枚满头银发，脸颊上爬满了皱纹，但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一身灰白的西服套装，加上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显示出他对这次采访的重视。落座前，我瞥见墙上悬挂着一幅油画，枝繁叶茂的巨树占了大部分画面，树下有一匹马、一条路……

当不了战斗员，做文艺兵也一样出彩

1949年12月，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读书的张永枚，正跟一群年轻人在西山公园体育场打篮球。球场边，有位解放军军官在观战，有人投球中篮，他叫声“好”；休息时，他就走到大家中间摆“龙门阵”。

“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军首长，正在组建第42军军政干校，要招收4000名知识青年。我一下子动心了。”于是，未满18岁的张永枚离开巴山蜀水，北上黑龙江省，一边学习，一边开荒生产。“在军政干校的学习经历，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方向和工作作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1年初，张永枚从军政干校提前毕业，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临行前，他在志愿一栏填写了“参谋和医生”。

“但未如愿，我被分到了第42军文工团，搞创作。”张永枚轻声道。

我说：“如今看来，组织上这样的工作安排，倒成就了一位文艺家。”

张永枚大手一挥，说：“什么文艺家，我永远都是一个文艺兵。”

1932年11月8日生于四川省万县（今重庆万州）的张永枚，家里世代行医。祖父是中国第一代留学日本的西医，是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出生在民主进步家庭的张永枚，从小喜欢读书，渐渐地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3岁时，他在《万州日报·学灯》发表了描写乡绅压迫穷人的短篇小说《重压》。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底子，组织上没让张永枚拿“枪杆子”，让他操起了“笔杆子”。

“其实能上战场已经很开心了。”张永枚说。原来，部队开赴战场的前一天，张永枚发烧了，指导员让他留下来看病，他反复争取才得到上前线的机会。

上了战场，政治部给每人发了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一边做战勤工作，比如照看伤病员，抬担架，送炮弹；一边搞创作，上火线慰问演出。

张永枚至今仍记得第一次遭遇空袭时的情景。那天，他正跟几名战友在茅屋里大谈《红楼梦》。突然，门倒了，爆炸声紧接着袭来。张永枚很紧张，起身冲出门外，往山丘上跑。敌机飞得很低，气流把屋顶都刮飞了。“奔跑中，我的棉裤被打烂了，以为负了伤。我心想横竖是死，死前也要多消耗点敌人的弹药。”于是，他抱着山顶的一棵老松树与敌机周旋，最后居然毫发无伤。

“刚上战场时我比较紧张，但是不害怕。我的想法很简单，死了就死了，为国而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已过鲐背之年的张永枚，说这话时依然目光如炬。

让诗歌成为武器，和军人一样去战斗

战地文学是号角，总能让前线官兵激情澎湃，催生出强大的战斗力。经历过火线生死，什么困难都难不倒张永枚。他开始主动出击，寻找战地热点，去书写，去传扬。

“那时后勤供应困难，到连队采访都是自己带着米，要吃饭就交一缸子米。”到后来，战地条件更加艰苦，志愿军官兵只能用炒面、土豆当干粮。

“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物资极其匮乏，战场上吃的炒面，都是国内人民省吃俭用捐献的。”炒面偶尔尝尝不错，但天天拿它填肚子，会烧心、反胃、便秘。怎样才能既讲清这干粮的来源，又能表明艰苦环境下军人的乐观与战斗决心呢？

张永枚思来想去，在朝鲜洪川江畔，写下这样一首《好干粮》快板诗：“炒面是咱好干粮，行军打仗带身旁。不用锅灶不用火，翻山涉水真便当。炒面拌雪甜又香，难忘祖国情意长；吃下祖国香炒面，多抓俘虏多缴枪。一勺炒面一颗心，祖国盼咱立功勋；不灭鬼子不算了，祖国祖国你放心！”这首快板诗于1951年1月发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