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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医药书籍。王子秦摄（人民视觉）

陈仁寿 受访者供图

日前，《中华医藏》首批图书发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古籍的关注。那么，当前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今后该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福泽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工作？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江苏省政府参事、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仁寿。

中医药古籍整理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记者：当前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总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陈仁寿：中医药古籍是我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中医药的“传承”“守正”高度重视，各级有关管理部门与广大专家学者积极组织和参与中医药古籍的整理、保护与利用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三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完成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整理出版了406种重要中医药古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中华医藏》编纂工作，全国大部分中医药院校参与其中，加上此次亮相的首批图书，预计将有2200多种中医药古籍影印出版；每年均有中医药古籍整理项目被国家和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立项，各大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大量中医药古籍单行本和丛书，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

可以说，中医药古籍整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沉浸到古籍原著之中，挖掘精髓寻找灵感

记者：中医药古籍出版的盛况是否说明其利用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陈仁寿：是的。不同于现代医学，中医药的学术精华主要蕴藏于大量古籍之中。我们虽已从古代医籍中挖掘和梳理了大量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并应用于现代中医药教育与临床，但这些还远远不能反映历代医药学家对中医药学术内涵的全面深刻认识。为此，我们必须沉浸到古籍原著之中，继续挖掘精髓、寻找灵感。

青蒿素的发明即是深入研究古典医籍取得成果的最好例证。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绞汁”的方法，启发了屠呦呦的科研思路，成为发明成功的关键点。受此启发，许多中医药科研人员开始从古代医籍中寻找灵感与思路，研发新方新药，如治疗新冠的“三药三方”等，均来源于古代医籍中的经典名方，科研人员对其作用原理的阐释主要也是基于古籍的相关记载。此类方药不仅可用于治疗新冠，而且为治疗各种疫病提供了新的处方用药思路。

记者：也就是说，古代医书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陈仁寿：确实如此。在临床诊断用药上，很多医生已不满足于现代中医教科书中的知识，还从古籍中寻找治疗思路与用药规律，以更有效地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近年来有医家从古籍中寻找泄泻、水肿、咳嗽、瘰疬、眩晕、失眠、夜盲等疾病的治疗思路，分析古代医家的辨治思维与用药规律，加强对疾病的认识，为提高现代中医临床疗效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不仅如此，还有学者从古籍中梳理中医流派的传承与教育脉络，以传统的培养人才思维与模式为现代中医药教育提供新的借鉴。读古籍、学经典、做临床的氛围与风气也在中医药界日渐浓厚。可见，中医药古籍的内容对当代中医药科研、临床与教育均具有启示作用，因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研究。

各领域专家协同对中医药古籍开展研究

记者：随着新技术、新理念的出现，目前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有哪些亮点？

陈仁寿：近年来，关注和研究中医药古籍的专家不再局限于中医药领域，很多研究语言文字、历史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专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中医药古籍中的文字校勘、史料整理、图书管理、版本目录等内容，并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

比如，很多社会医疗史专家深入到中医药古籍中，对我国历代医疗社会史史料进行挖掘，总结出新的理论与观点；敦煌古籍中不乏古医籍，很多专家对敦煌古医籍进行整理校勘，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敦煌医籍文字考证类专著。

中医药古籍的电子化处理和数据库建设也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这种形式便于读者更快捷地查阅文献资料。古籍的电子化与数据库有两种类型，一是将古籍全文录入并转化成现代文本的电子图书或数据库，二是以古籍全图像扫描方式生成电子图书或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