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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谈。期间，习近平就巴以问题这个“世纪难题”提出了三点主张——

第一，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第二，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

第三，要坚持和谈正确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摒弃过激和挑衅言行，推动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为帮助巴以两国和平共处作出切实努力。中方愿为巴方实现内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

这三点主张在国际上广受瞩目。

6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欢迎仪式。图源：新华社

一

第一条主张中的“巴勒斯坦国”，前面有诸多定语，包括“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意思是，我们在协助解决地区问题时，要注重“历史经纬”和当地现状。

在欧洲历史中，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之间合作与矛盾、融入与排斥并存。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欧洲兴起民族主义运动，一些犹太知识分子看到欧洲主流社会无视犹太人的同化努力，双方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又存在深刻矛盾，因此萌生了“独立建国”的想法。

但欧洲犹太人大多散居于各大城市和部分乡村，没有连续的、有明确疆界或封地传统的“领地”。“独立建国”就不得不考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会。当年，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者曾设想过在非洲、拉美建国，最终选择了犹太教圣地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

一群世俗的政治活动家，在地点选择上高度接受了宗教传统和历史传说。

之后，通过移民、购置土地等方法，再加上英国的帮助（巴勒斯坦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欧洲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建立了排他性的社区乃至国家。

这种社会与一般移民社会最大的区别是，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造成本土居民和文化被取代的事实。如果你去现在的以色列，可以看到很多圣经记载过的地名，但这不是两千年历史“奇迹般的延续”，而是因为阿拉伯村子消失后，这些地方被重新命名。很显然，这一过程一定会伴随着人道主义灾难。

所以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根源性问题。欧洲人（无论西方犹太人或其他欧洲人）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矛盾，系统性地转移到了欧洲之外。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但巴以问题无疑是西亚地区最具代表性和历史意义的案例。

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一名抗议者手举巴勒斯坦旗帜。图源：澎湃新闻

二

历史很长，我们长话短说。

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但随后不久，阿拉伯国家和新兴的以色列之间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注意，这里战争的参战方并非巴勒斯坦国，因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并未顺利成立。当时以色列的敌人，一是周边阿拉伯国家联军，二是并无明确政治组织的巴勒斯坦平民。

战争造成了大量难民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解决。近几天，岛叔还在贝鲁特参观了当地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些人虽是巴勒斯坦人，但从未回到故乡。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比联合国决议中分配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的土地则限于约旦河西岸（约旦管理）和加沙（埃及管理），也就是历史上巴勒斯坦的1/5左右；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占领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了多年军事统治，占据历史上巴勒斯坦土地的比例更达到100%。

这就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换句话说，巴以问题并非常见的“两国领土争端”，而是占领者与独立运动之间的问题。这应是我们理解当代巴以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两国方案主张的“1967年边界”，已是巴方极大让步后的结果——他们想得到的，仅仅是历史家园的1/5。

1946-2010年巴勒斯坦边界变化图（图源：巴勒斯坦外交部）

现有矛盾在于，以色列虽已撤出并持续围困加沙，但并没有撤出西岸。这一地区从以方军事管理，变成了以方与放弃武装抵抗的“巴解”共管，但“约旦河西岸”并未成为有真正连续领土的实体。相反，约旦河西岸布满了犹太定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