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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塑造、审美功能及其他

——从《狂飙》中引发持久讨论的角色高启强说开去

文艺的叙事功能就是讲故事，故事就是人物活动的轨迹，是人物命运的展开。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实际上，这句话并不全面。应当是，性格与环境决定命运。命运，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来到世间，就是来到了一定的环境中，无论先天给予人怎样的禀赋，都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成长与生存，都要与环境形成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顺应的，可能是对抗的，也可能是既顺应又对抗，对立统一。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塑造着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恩格斯说，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强调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环境不真实，人物就不可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可能是概念化的、虚假的，其审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人物都不能成立。但凡那些生动的人物，都是从典型环境中走出来的，没有荣宁二府，没有大观园，很难想象会有王熙凤、秦可卿、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不是抽象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都是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就是环境，所以艺术形象也必然是性格与环境的总和。

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只要环境真实，个性鲜明，形象生动，人物就获得了艺术生命，就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就具有了审美价值，比如祥林嫂、闰土、阿Q、吴荪甫、葛朗台、李双双。至于人们怎么评判他们，那是另一个问题。民谚说得好，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处境来接受人物，人的处境不同，就会对人物有不同的评判。可见，环境、处境不仅对塑造人物至关重要，而且对受众欣赏艺术品也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环境之于人的重要性。同时代的人，因所处阶层不同，就不可避免会有认识差异、情感差异。观点来自于“观”之“点”。

电视剧《狂飙》是一部反映扫黑除恶斗争的现实题材剧，引起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关注。彰显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无疑是大多数人从剧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但是，也不可否认，对于该剧中高启强这个人物，网上出现了一些议论，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情。这就需要认真分析高启强这个人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的不同反应，从而为今后此类题材的影视剧创作提供镜鉴。

首先需要确认，该剧塑造的高启强形象真实吗？可信吗？很显然，这个人物立住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因为该剧写出了高启强从自由市场上一个卖鱼的个体户，是怎样一步步蜕变成黑社会老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的个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他在特定生存环境中的选择。他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个体户，起早贪黑，卖鱼为生。但是，他的这种正常的生存方式被市场“管理人员”唐家兄弟打破了，暗示他要送礼，否则，就要重新分配摊位，给他“挪个地方”。他为了保住这个摊位，硬着头皮去送礼，送去的价值七千元的电视机被唐家兄弟砸了，嫌他送的不是人家想要的等离子电视机。他忍无可忍，与他们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被拘留了。得罪了“管理”市场的唐家兄弟，摊位保不住了，大过年的还被拘在看守所。在自由市场上混，被市场恶霸所欺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在放开市场不久，市场规则不健全而“潜规则”与“钱规则”滋生蔓延的那个年代，屡见不鲜。一个底层人物的生存现实而已。但是，高启强偏偏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警察安欣，看不过唐小龙欺人太甚，替弱势一方高启强说了句公道话，摊位保住了。

安欣做了一件职责所在的正当事情，但安欣在高启强和唐小龙眼中是“权力”的象征，唐小龙从此不敢欺负高启强。实际上，唐小龙此前欺负高启强凭借的正是“管理者”的“权力”。高启强从这个事件中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有人“罩着”，就能被另眼看待，甚至还能狐假虎威，借力逞能，办成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于是，他尝到借助外力改变处境的好处，巧妙利用一切资源，开始了他人生的逆袭，以至于攀上京海市建工集团董事长陈泰，走上了发迹之路。商场如战场，在那样一个开发大潮乍起、市场尚不规范、机会多于风险的跑马占地、鱼龙混杂的背景下，胆大心狠的高启强、高启盛兄弟应运而生，如鱼得水，玩得风生水起。高家兄弟的人格中注入了一种掘金不择手段的畸形财富观念，贪婪过度，用力过猛，铤而走险，冲出了正常的人生轨道，冲出了法律底线，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黑恶危害。《狂飙》的艺术价值之一就是通过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徐江以及赵立冬、孟德海等人的人生轨迹折射了一种社会关系，折射了一方经济政治生态——官商勾结，曾经的“塌方式腐败”怵目惊心。而高启强这个人物引人注目，首先就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只是很少有作品把这类人写得如此“如鱼得水”。

那么，高启强会一直“如鱼得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