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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解放在内蒙古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参与植树活动。
　　受访者供图

2002年，痛失爱子的易解放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从日本回到祖国，踏上植树造林的公益之路。20余年间，看似柔弱的她，克服重重困难，从内蒙古到甘肃，累计绿化4万亩沙漠和戈壁。在她成立的“绿色生命”公益组织带动下，一批又一批志愿者加入到“造绿”队伍中。

回望这些年，易解放说，看到昔日黄沙漫天的荒漠披上了“绿衣”，并且“借绿生金”，“孵化”出造福当地人的经济价值，这份成就感无与伦比。如今，易解放心里装的不仅是替儿子完成心愿的念想，更是为绿色中国添彩的坚定信念。

以下是她的自述。

回国完成儿子的遗愿

2002年，54岁的我离开生活16年的日本，和丈夫一起回到祖国。

这个选择背后是一个令我心痛的故事。2000年，年仅22岁的儿子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很长时间里，我都无法从巨大悲痛中走出来。我记得，儿子在去世前夕看到电视上关于沙尘暴的报道，曾提议我和丈夫在退休后到内蒙古去种些树。儿子的这个心愿在我脑海中久久萦绕。两年后，我决定辞去在日本的工作，和丈夫一起回国完成儿子的遗愿。

一切远比我想象中困难许多。我是上海人，从小在南方长大，此前从未踏足过沙漠。2003年初，我来到内蒙古库伦旗，生平第一次见到沙漠，亲眼所见的景象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为了寻找一片合适的种树基地，我跟着当地工作人员深入素有“八百里瀚海”之称的塔敏查干沙漠。在蒙古语里，“塔敏查干”有“魔鬼”“地狱”之意。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自然环境恶劣。我们乘坐吉普车一路颠簸，开了2个多小时，沿途看不到一棵树。到了没有路的地方，我们只能下车徒步。碰到沙坡，我就手脚并用，走一步，退两步，好不容易才爬到坡顶。有一阵子，我实在走不动了，想找一根树枝当拐杖，但目之所及皆是无边无际的沙漠，连一根小树杈都找不到。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植树造林是多么难，又是多么必要。

后来，在当地一名治沙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在塔敏查干沙漠选中了一片地下水位相对较高、植树种草较易成活的区域，作为第一块种树基地。我清晰记得，种第一批树苗时，基地附近村子里的300多名村民携家带口，带着自家能用得上的装水容器和劳动工具，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种树队伍。大人们挖洞、挖沟，孩子们也跟在后面帮忙，大家都很兴奋，期盼着他们的家园早些被绿树覆盖。那个场景深深感染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在此植树造林的信念。

每一棵树苗都如孩子

2003年，我和库伦旗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份万亩黄沙整治合约。根据这份合约，我要用10年时间在当地植树110万棵，用20年时间来保护。20年后，这些树木无偿捐给当地政府和村民。

最初，我的想法很简单，心中只有儿子过去常说的一句话：“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大的。”但当我真正去细算这笔账时才发现，即便按照最低成本，种植110万棵树至少也需要五六百万元人民币，这对我们夫妻二人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为了解决植树初期的资金短缺问题，我将我们夫妻二人在日本打拼的积蓄、儿子的交通事故赔偿金和生命保险金悉数投入其中，并卖掉了上海的两套房产。要问我到底为种树花了多少钱，早已算不清楚了。

幸运的是，几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帮助和支持。还有许许多多志愿者加入进来，一起植树造林。粗略统计，20年来，参与捐款和植树活动的爱心人士有近10万人。

2003年至2018年，从库伦旗到磴口县再到多伦县，我和志愿者们一道在内蒙古完成了3个基地的植树造林，用800万棵树绿化了3万亩荒漠，成活率达到85%以上，如今已全部捐给当地。

更让我欣慰的是，“造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环境，还产生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在考察磴口县生态环境与种植情况后，我发现，作为沙区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肉苁蓉是一种寄生在沙漠树木梭梭根部的寄生植物，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自2010年起，我在磴口县援建了1万亩梭梭生态林。当地老百姓通过种梭梭来发展肉苁蓉产业，既治理了环境，又增加了收入。

2020年，我来到甘肃敦煌，开始了戈壁滩的绿化工作。两年多间，我和志愿者们种植梭梭、松树、沙枣树等，实现了1万亩公益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