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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团队在高海拔地区采集地衣标本。
赵光辉摄

杨祝良（右二）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昆明植物所供图

拍摄于西藏察雅的糙果紫堇。
陈俊通摄

拍摄于云南昆明的糙苏。
陈亚萍摄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

今年，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活动落地云南昆明。近年来，不少新物种的发现、新记录的创造频频登上“热搜”，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热搜”的背后，有一群群甘坐“冷板凳”的科研工作者，一代代接续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刻苦攻关。

“羊肚菌自由”是如何实现的？为何要绘制“毒蘑菇图鉴”？绘制“生命之树”是如何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本报记者走进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倾听科研工作者讲述“热搜”里的“冷知识”，探访7年多发现超600个新物种背后的故事，展示我国生物分类研究的发展路径。

——编 者

发现——

“关键是集齐新物种不同于其他物种的证据”

一年发表大型真菌1个新属、30个新种，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东亚植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杨祝良对2022年的真菌分类成果仍表遗憾：“对上一代研究人员来说，这样的成绩或许还不错，但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运用，一年发现五六十个新物种并不难。”

新物种与其说是找到的，不如说是碰上的。“三五年不开张，一开张就是一批新物种。”杨祝良说，自2016年起，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实验室共发表新物种602个，但是每年的波动很大。以真菌为例，2019年发表新种高达173个，2020年则只发表了28个新种。

“除了开展某个区域物种调查，大多数新物种都是为了研究某一个类群物种的亲缘关系和演化过程时碰巧发现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陈俊通博士说。

如何判定一个新物种？“关键是集齐新物种不同于其他物种的证据。”陈俊通说，传统上，形态特征是物种分类的主要依据，但这样未必准确。

“以我主要研究的紫堇属植物为例，有的紫堇属物种分布较为广泛，在叶子形态、花色、花萼大小等方面有一些差异。但通过分子测序技术发现，这些个体仍属同一个物种。把形态特征与分子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探究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陈俊通打了个比方：一个属好比一个大家族，血缘关系远点的或许差异大些，但关系近的物种就像亲姐妹，外形差异很小。“通过观察，可以大概分辨出它们是不是一家子；而分子技术则通过基因测序，更精准地确定它们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陈俊通说。

“前期的标本压制水平、保存方式有限，而且很多物种发表时只有少量标本，可能后期会发现两个物种其实是同一个物种，也可能发现同一个物种其实应该分为两个甚至更多物种。”陈俊通说。

探索——

“物种分类是一项日积月累才能出成就的事业”

基因测序可以委托给第三方，但样本搜集、文献梳理只能靠科研人员。翻山越岭踏遍迢迢山水，埋首故纸堆查阅海量文献，物种分类的过程其实有些枯燥。“不少老物种发表时，只有简单的形态特征和分布区域文字描述，分类学家为了找到某个特定的物种，只能按照模糊的记载去最初的发现地采集标本。”陈俊通说，“野外采集还要注意一些‘干扰项’——如果只有一株植物，往往不能作为新物种发现的证据，因为很难确认这个物种是不是自然杂交产生的偶然个体。”

随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召开、《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议题逐渐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杨祝良说，他在野外采集标本时，就多次遇到“公众科学家”：“有个爱好者晚上打着探照灯上山找菌；我就问他为啥晚上上山，他说，因为白天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