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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风光吸引了中国历代思想先哲、文人墨客前来游历论学、探幽访胜。东山一带，东晋名相谢安、书法家王羲之等大批名人雅集于此，其情怀、作品、行为都成为后世仰慕、模仿的对象。王圣洁摄

图为浙东运河自钱塘江边进入绍兴的河段。河道右侧树立有“300600-A028”号大运河遗产区界桩。正在修建的浙东运河博物馆，就坐落在遗产区旁。河道左侧是被誉为“大运河国道”的国道104线，也是“浙东唐诗之路”上的一条重要体验通道。戴秀丽摄

日前，本报记者对浙东运河、“浙东唐诗之路”的保护和融合进展进行了调研体验。

2008年，浙东运河成为正在申遗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大运河漕运功能体系，成为东亚大陆上历史悠久的陆路与海上交往的关键性实证。近年来，“浙东唐诗之路”也叠加到浙东运河上，同样形象地描述了运河遗产地精神，更赋予这段线路以鲜明的“东方”色彩。

成为文化遗产

今日的航道已远离了史迹。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大运河遗产小道”延伸到钱塘江北岸龙山闸。那时，标号为“330100-A079”的大运河遗产区界桩孤零零地立在车辆呼啸而过的路边，毫不起眼；而现在，这一带已建起大片的公园，逐渐与六和塔和钱塘江大桥景区连接起来。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终点，也就成为了这里众多“网红”景点中的一个小众、专业打卡点。

跨过钱塘江，南岸就进入到文化遗产意义上的浙东运河范围。南、北一起看，钱塘江连接了南北漕运，也使遥远内陆通江达海。浙东运河一开始并不在关注申遗的公众视野中，被纳入到“大运河”提名地的时间较迟，甚至晚于几乎都淹埋于泥沙之下的“隋唐大运河”。2006年迎春花开的季节，我到了杭州，和当地“运河综保委”的同志一起去浙江大学邀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老先生，加入将在5月举行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这次规模宏大、深入现场、打开眼界的调研活动，也是围绕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进行的一次专家大汇聚和思想大交流。那时老先生已83岁，考察京杭大运河期间，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是逢人便反复提及“浙东运河”，发言的题目即为《南北大运河》。现在，我一到绍兴或宁波，就不禁回忆、感慨一番当年陈桥驿等专家学者如何推讲“浙东运河”；每近绍兴的仓桥直街，就会拐进去看一眼为纪念他建立的史料陈列馆。

2008年11月，浙东运河成为正在申遗的“大运河”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漕运工程体系，也从更大空间范围内，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这时的浙东运河，不仅是古代中外物质交流的运道，也代表着文明交流的重要线路。

至此，全社会对浙东运河的认知，就完成了第一次提升与转变。

叠加的意境

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在大运河申遗、成为世界遗产前后，“浙东运河”与“浙东唐诗之路”仍是相互关联但并行发展的两个领域。运河成为诗路重要载体，提供体验路径；历史积淀的文学成就与人文精神，则为运河增添价值支撑。在此期间，世界遗产中的“文化线路”理念开始活跃发展起来。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也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关注文化线路对当代社会带来的影响。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逐渐铺开，浙江意识到了“诗路”显现的独特与良机。2019年10月1日，《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印发。于是，同样是文化线路、同样的地理走向和交叠发展历程，大运河文化遗产与“浙东唐诗之路”中的主线、支线就有相当长的一段，重合叠加在一起。

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叠加”？从当代与历史并存的景观中，选取哪些辨识先人的意境？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这是东晋时的书法家王献之对浙东风貌的评价。至今我在沿岸遇到的许多人，还能把这段文字挂在嘴边。但紧接着，王献之还补上一句：“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我很好奇：这里的秋冬景观有何不同？于是就刻意等候。2022年11月，我再次来到绍兴，重走了浙东运河中的山阴故水道。

当年第一次启程去看浙东运河前，陈桥驿老先生撕下手边的一片纸，写了一张“路条”，让我去找绍兴市水利局的邱志荣。他专攻水利史尤以关注山会平原和禹迹文化见长，当时正在埋头撰写大部头的《浙东运河史》。从那时起，我了解浙东运河的前世今生，总是习惯多多依赖邱志荣提供的研究成果并一起进行实地勘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