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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伊始，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传来消息，2023年将筹备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计划用3到4年的时间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情况，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总目录，为系统廓清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截至目前，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共进行了三次文物普查和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

“前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而可移动文物的普查是从2012年开始的。”原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解释。资料显示，文物可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可移动文物指的是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

去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出席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时表示，“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7处世界文化遗产，3840处不可移动文物，还有501万件（套）文物藏品。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源，就是讲好文物故事的最好素材。”

简短几个数字，凝聚着几代文物普查人员的成果。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千年古都来说，文物普查可是一件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次“亮家底”两项全国第一

“北京的文物有几个特点：数量多、等级高和覆盖面广。无论从文物总数还是珍贵文物的数量来看，北京都属于全国领先。”北京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哈骏说，“就我自己而言，能够经历一次全过程的可移动文物普查，感到十分幸运，因为有机会接触如此多精美珍贵的文物，几乎每一个大型博物馆的库房我都去过，特别幸福，能学习很多东西。”

2012年底，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当时，市里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和支持，成立了工作专班，累计投入近九千万元，采取了社会招标的方式，最终中国文物信息咨询公司中标，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当时的哈骏，是这项工作的责任处室负责人。

“招标结束后，工作人员就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工作中。由于数据量巨大，需要梳理清洗，任务异常繁重。第一次摸底，我们把朝阳区作为试点，发出了五六千张调查问卷，得到的反馈是一些中央单位、大型博物馆、企业都有文物藏品，最终锁定了文物收藏量较大的200多家重点单位，作为此次普查的重点对象。”

哈骏表示，普查过程中，最辛苦的时候是数据汇总。“5年前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时传一组数据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数据来了，工作组人员就要加班加点清洗入库，还要做细致烦琐的检查工作。在公布普查数据前，甚至连续工作24个小时，确保向社会公布的数据准确。”

经过近4年的摸底，北京晒出了亮眼的成绩：新发现、新认定文物藏品总数2884873件（套），其中文博系统内新发现有1947767件。北京藏的珍贵文物数、新认定文物藏品数均位列全国第一。

一些亮点文物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故宫博物院发现22463件殷墟甲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材、昆虫也分别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国家动物馆被找到。同时，北京还发现了34件《兰亭序》拓本。

哈骏表示，尽管这些新发现的文物让人欣喜，但并非毫无心理准备。“在普查之前，我们也大致了解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曾经对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进行过解读，在调查走访时，了解到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中，参考了马王堆汉墓医书里关于青蒿素使用的记载，进一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首钢工业遗址被纳入第三次文物普查

相比之下，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要早得多。20世纪50年代起，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始，那时普查规模小，不规范，没有留下统计数据。2007年至2011年，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开展了第三次文物普查。那时，北京正值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文物普查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要对过去已经列入的文物进行复核，数据规模大；另一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变化也很大，有消失了的，也有拆改、迁移等情况。”时任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的王玉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