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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0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在日本引起轰动，也受到中国读者更多关注。他的许多作品，如《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Football》《被偷换的孩子》等被译介到国内，为读者所认识和了解。

由中国翻译家许金龙担任主编的《大江健三郎小说全集》，是一项正在进行的重点翻译项目。全集共36卷，其中多部作品是首次译介到国内, 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发行第一辑共计13卷。我也参与了这项翻译工作。日前获悉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着手翻译他的《告诉我如何幸存于我们的疯狂》一书。悲痛之余，不免回想起有关他的二三“译事”。

回首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史，他对于侵略战争的反思、对客观历史的捍卫和对人类和平的追求，令他的作品散发着超越时代和国别的正义力量。他与中国文学的深厚渊源，与中国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美好情谊，亦弥足珍贵。

　　反对军国主义

　　主张世界和平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爱媛县。目睹日本侵略战争失败，经历战后国家转型，对作家的创作之路产生了深切影响。20世纪50年代，20多岁的大江健三郎以自己的体验为基础，创作了《奇妙的工作》《饲育》《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作品。

1963年，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出生，却不幸患有先天脑残疾。同年6月，大江前往广岛采访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亲历一系列悲惨遭遇，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轨迹发生了变化。如何与身患残疾的儿子共同生活？如何以核爆受害者的经历为鉴，反思核战争？他开始更加注重将个人体验与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引导读者在体验个体苦难与艰辛的同时，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命题。他于翌年发表小说《个人的体验》，并从10月起在《世界》杂志连载随笔《广岛札记》，引发日本社会对核危机的广泛讨论。1965年，岩波书店出版《广岛札记》单行本，至今长销不衰。该书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各国读者理解核危机与人类困境的一本必读书。

之后，大江健三郎更加深入地展开社会调查，倾听民众声音，审视历史问题。1970年，他出版了与《广岛札记》并称姊妹篇的随笔集《冲绳札记》，深刻揭露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军队逼迫冲绳岛民集体自杀的罪恶，呼吁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大江健三郎还创作了多部反思战争、希冀和平的小说作品，1979年发表的《同时代的游戏》与1986年出版的《致令人怀念时代的信》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其中翘楚。

在1994年12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直指日本用暧昧的态度粉饰、否认侵略历史。他说道，“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他表示，愿与自觉和诚实的作家们站在一起，对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赎罪，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

终其一生，大江健三郎展现出一位杰出作家的社会良知。他在创作中坚持文学的批判性，以反战、反核、反思日本侵略罪责为重要主题，体现了为弱者呐喊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始终关注人类命运的忧患意识。这种高度凝练的哲思与繁冗复杂的文体相互交错，形成大江健三郎作品的独特魅力。

　　结缘中国文学

　　促进民间友好

大江健三郎称自己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怀有深深敬爱之情的作家”。他对中国文学的钟情，与中国作家、青年朋友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两国文学交流和民间友好。

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来到北京。他在演讲中提到，自己首次访华是1960年夏天，当时他是访华日本作家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见到了老舍、巴金、茅盾等知名作家。在大江健三郎看来，中国现当代作家不懈努力，是出于对这片土地和民众的热爱，对国家命运的强烈使命，他深深感动于此，并对中国文学抱有热切期望。他还饶有兴味地回忆起自己与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们畅谈中国文学，从鲁迅谈到当代小说家和诗人，“能够如此愉快地谈论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学话题并忘却时间的流逝，除了青春时代以外，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例外”。

那次访华期间，大江健三郎曾短暂造访北京大学。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绍璗与他会面。据严绍璗回忆，这次会面时间虽短，但因在场人少，反而谈了很多。他对大江健三郎的印象是“谈辞并不锋利，但意义明确，态度诚恳，心胸很是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