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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的王倩会给自己贴上“草莓三代”的标签。

作为青岛曹村草莓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王倩带着合作社156户社员，经营1500多亩地，创造年均过亿元的产值。

她22岁就接了父亲的班，用14年时间，“玩转”草莓，不只种草莓，还做了草莓游学，开发草莓文创，最近又在打造一个大数据平台，要让草莓搭上数字化的快车。

这几天，这位年轻的全国人大代表深切感知着全国两会释放的乡村振兴最强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到的，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让她感触颇深。

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倩的爷爷开始种草莓，她记得那时候，种草莓，就真的是“种”，辛苦一茬，摘果期只有20多天，只能收果几百斤。90年代，父亲种草莓，开始注重技术，提高了产量，采果期有4个多月，收果3000多斤，还创立了合作社，带着30户社员靠技术种草莓。

虽然父亲升级了草莓种植，亩产收入从爷爷那时的几千元提升到了三四万元，但远谈不上靠农业致富，更没有现代农业产业的模样。

王倩儿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医生。2009年，22岁医学院毕业正准备出国进修的王倩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回家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离开农村实现从医梦想，还是留下继续父辈的草莓事业，王倩短暂思索后选择了后者，但她要做不一样的新农人，技术突破、土壤改良、寻找适合的销售模式……她不仅要在种植上下功夫，更要围绕草莓的全产业链做足文章。

如今合作社的经营触达旅游、研学、文创等领域，亩产的价值从父亲时代的三四万元提高到了十几万元，王倩也获得“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称号。

在如今的农村，这样的“二代”“三代”还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绿农兴云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岳巧云说自己是“桃二代”。这位80后已经在北京城区当白领十几年，6年前却决定回京郊平谷种大桃，她给自己的定位是要升级大桃甜蜜的事业。

父母总告诉她，正好是她出生的那年，家里的桃林开始挂果，桃子是全家人生活的希望。但当农民太苦，父母不希望她做桃农，所以当岳巧云决定回家种桃的时候，父母并不看好。

岳巧云心疼父亲天刚亮就得把桃送到市场，开了网店，做起了直播，桃子甚至可以卖到海南岛。有村民找到岳巧云要帮忙直播，她索性在村里开起了直播培训班。

她还组建了合作社，联合农民形成产业合力。当然一开始也碰过壁，她给农民制定KPI的路子最终没走通。这位城里回来的白领也在逐渐磨合中，把自己塑造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农人，懂互联网，懂农村，能做大产业。

90后全国人大代表杨恩兰也曾面临要不要回农村的选择。7年前，这位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硕士，还是回到了基层植保植检站做一名“植物医生”，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田间地头做研究。

几年前，她到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陡箐镇梅子关村担任驻村干部，她给自己的定位是，不仅要做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专家，还要做与群众打交道的专家。行走在田间地头的这些年，她深感技术提升农业产业品质的力量，回到农村的选择是对的。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返乡创业的还有更年轻的身影。1995年出生的吉列子日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拉果乡阿布洛哈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作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他如今真的是全村的希望。

本科毕业后，他曾经在西昌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6年前，在上级领导和村民的邀请下，他回到了村里。如今，他还经常会想起，回村时，乡亲们围在他家门口说：“你要带着我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啊！”

2020年，村里通了公路，缩短了与外界的距离，吉列子日觉得好日子也更近了。

除了忙村里的工程，吉列子日还看重村里的移风易俗，连“坐在凳子上，不要坐在地上”这些的小细节，他都要一遍遍向长辈建议。

3月5日下午，四川团举行全团会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这位年轻人讲述了阿布洛哈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也建议，国家能进一步帮扶阿布洛哈，把村里的旅游做起来，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他也会继续留在阿布洛哈。

王倩的合作社经营的草莓主题公园，每年能接待10万人。王倩说，不少来这里研学的孩子说，原来当农民是这样的。

如今，作为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的会员，王倩希望能把创业的经验更多地分享给种草莓的新一代。她正在搭建的数据共享平台，有农民，有专家，有技术，有市场。她想做到，从先富到共富。

作为农业科研领域的“新农人”，杨恩兰对发展农村新产业有自己的看法，她说，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